第六十七章 革命党?
《江苏》、《游学译编》、《浙江潮》等书递到了阿发的手里,他有些疑惑,随手翻了几页,抬起头询问道:“反对满清政府的?查理是革命党?”
查理宋见阿发只是疑惑和询问,却没有什么惊讶神情,便觉得大有希望,笑道:“这是朋友们要我印的,做生意嘛。再说,我是林肯的忠实信徒,觉得这些书挺不错。”
阿发似信非信地点了点头,微微一笑,调侃道:“印行禁书,必定发财,这大概是出版界的一条规律吧!”
“发财嘛,算是吧!”查理宋望着阿发,意味深长地说道:“那陈先生对革命党,革命,又是怎么看的呢?”
阿发想了想,并没有直接回答,而是反问道:“那查理怎么看国学和实用科学?革命是破而后立,还是只破不立,或者说是只会破不会立?革命是只需要鼓与呼的宣传家,还是也需要埋头苦干的工作者?”
这一连串的问题立刻让查理宋陷入了沉思。在当时的绝大多数革命者心里,几乎都有一个革命万能的认定。似乎推翻腐朽的满清政权,革命成功了,便一切问题都能解决。国家能独立强盛,民族能复兴升腾,百姓能安居乐业,革命似乎就是一剂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。
但实际上呢,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独立要取决于多种因素。对一个社会形态的政治经济制度而言,革命是“新桃换旧符”,具有明显的质的突变;但对一个社会形态的物质基础、科学文化乃至人才发展而言,在新质基础上开始的新的飞跃却是离不开量的积累的。
换而言之,“实业救国”、“科学救国”、“教育救国”等等,单拿出来自然是片面和狭隘的,但从总体上看,却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独立强盛不可或缺的因素。光凭革命家的鼓动和宣传能够摆脱列强的压榨欺侮吗?没有长时间的“实业救国”、“教育救国”等方面的艰苦创业和艰苦的量的准备,革命固然能推翻一个旧社会,但新社会的形态又会是什么模样呢?
而阿发的问题看似简单,却隐含了这样的思想和判断。就象鲁迅先生说到的:中华民族自古以来,就有埋头苦干的人,就有拼命硬干的人,就有为民请命的人,就有舍身求法的人。难道就因为从事的工作不同,做事的方法不同,而不把他们看成是新世纪复兴中华民族的脊梁?
而在中国古代,“革命”的意思很窄,只指改朝易姓。革是变,命是天命。这一词义,两三千年里都没有变化。
直到一八九零年前后,晚清王韬的《法国志略》才第一次使用了现代语义的“革命”、“法国革命”。由于“革命”的现代用法初进中国时和法国大革命的关系,以及这个字眼在本土原有的语义,使它从一开始就有两种色彩,一是暴力,二是正义。特别是后一点,使清政府只说“乱党”,“贼党”,“叛党”,而绝不愿使用“革命党”这样的虽然已经流传开来的字眼。
既然“革命”一词已经有了新的语义,那便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造反和叛乱,更不应只以排满和推翻清廷为最终目的。而且,革命未必是济世良方,建设也不是打家劫舍。
其实,阿发的思想还没有说得这么深,也没有理解得如此透,在查理宋听来也颇有些诡辩的意味。但阿发的态度也算是表明了,革命他不反对,但他搞实业、发展实用科学,也是革命的一项工作。也就是说,阿发起码暂时是不准备参与查理宋所希望的那种革命。
“若是要具体的理论,陈先生可以看看这个。”查理宋不想轻易放弃,从书中挑出一本递给阿发,赞扬道:“有农功,又有工功,还有铁路、机器,实乃是济世之作。”
阿发不好太拂查理宋的面子,便拿过来翻看着。显然,在他看来,上面所说的并不新鲜,什么广用机器、多开工厂,什么以农为经、以商为纬,什么大修铁路、四通八达……只要对列强国家的历史情况有所了解,写出这些并不是很难。
“其实,这就是职业革命家,或者说是政治家和实干家的区别。”阿发看得很快,因为很多内容并不需要仔细琢磨考虑,但他与查理宋看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是不同的,“这些东西是革命家或政治家写的,目标高远,前景乐观,却是鼓动和宣传。但要实现,却需要具体而细致的办法,需要各种职业和特长的实干家去艰苦奋斗。更重要的是,需要巨量的资金。请问,资金何来?”
“我不否认实干家的作用,但没有远大的理想,如何有前进的方向和动力?”查理宋很有些失望,因为没看见阿发欣喜若狂、拍案赞叹,但他依然耐着性子解释道:“革命需要北辰,现在已经有了,有志之士自然要追随他,支持他,拥护他,为最终的目标而努力奋斗。”
一个时代的人有一个时代的特点,也就是思维模式和思想理论是不同的。阿发自然也不例外,最突出的表现则是尊重却不迷信权威。况且,所谓的革命的北辰的这些理论,对阿发来说既不新颖又不具体,缺乏吸引力。
“既然查理不否认实干家的作用,那我就先争取做其中之一吧!”阿发笑着说道:“争论是大可不必的,总有时间去证明谁对谁错。对了,今天我想与查理商量一件事情。简单地说,就是我想开家报馆,想请查理的华美印刷厂承揽印刷这一块。”
见阿发岔开了话题,查理宋也就不好再说下去。何况,阿发虽然没有明确的承诺,可也没有明显的反对,还把这些书都留下了,看来似乎是可以争取的。
而阿发的后世思维使他更讲求实际,尽管他也不否认理想的作用和革命的必要性。但他着重的不是那种放嘴炮的高瞻远瞩,而是显得有些不够热血激进的脚踏实地,就象想干什么和能干什么的区别。令人炫目激动的目标固然可以有,但如何实现的手段和方法在他心目中似乎更加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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