尤其是番禺信任知县周士俊,去年才刚刚上任,但是官声还是相当不错的。
此人是咸丰三年(1853年)甘肃籍进士,中进士之后调来了广东长乐县做县令,长乐县隶属嘉应州,也就是后世的梅州,是一个客家人聚集的地方,长乐县属于山区,但出产茶叶,当地人跟往来客商常常因为利益而发生械斗。
周士俊到任后,经明察暗访,采取果断措施,将带头闹事的人全部逮捕法办,依法惩治了祸首,平息了事态。应该说嘉应州这里也是械斗高发区,能制止住械斗,这个周士俊不管能力如何,起码是一个敢做事的,这一点比鹤山等地的县令都强得多。
英法联军撤走后,番禺县令李福泰不久因功升官到了广西,周士俊就接替做了番禺县令。
周士俊这种出身西北内陆地区的官员,往往有一种西北黄土地上的厚重,但同时也具有内陆地区人的保守性。
周士俊中进士做官后,赴任前专门去向他的老师辞行,老师一见周士俊,要行跪礼,周士俊一把扶住,将老师扶坐到椅子上,自己则仍像学生时那样垂手端立,恳请老师指点。
老师说:“你现在做大官了,但要牢记两句话,这就是‘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’,‘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’。”周士俊恭敬地点头称是。
这种官员,是真的在恪守孔孟之道,也许也敛财,也收一些银子,但根子上有一种保守的正直。
这种正直,让周士俊在番禺也赢得了声誉,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他敢跟洋人斗。
北京条约换约之后,洋人再次来到了广州,中国文官骨子里有种文弱心态,欺软怕硬,洋人展现了他们的实力,官员就不敢招惹了,因此再次来到广州的洋人,地位十分超然,有事情找官府,没有不应的。
洋人自己都没发现自己的价值,但是总有一部分奸猾的老百姓能发现,有人发现找洋人说话好使之后,遇到官司,就找洋人出头帮自己给官府施压,每每能打赢官司。理屈的一方只要向“洋吏”送礼,托他们走中国官员的“后门”,官司就能转败为胜。这一方面是中国法律制度的悲哀,一方面则不断的积压民怨。
周士俊到任番禺县令后,也很快就遇到了这种事,他对此深恶痛绝,决心好好整治一番。任上碰上一宗争田诉讼案,周士俊派人查清真相后,立马将理屈的一方抓了起来。但是抢夺别人土地的豪强,买通了洋人,去给当时的总督柏贵递了话。
柏贵就派人来给周士俊递话,希望他能放人。
周士俊态度坚决的回复:“此人犯法,证据确凿,未及审判,何能释放”
柏贵解释说,这人入了洋教,有洋人说情。
周士俊不服:“县令不是洋官,大清朝也不是外国,在大清的地界,我拿的是大清的俸禄,怎么能听洋人的指挥?”
最后柏贵也拿周士俊没办法,反而让周士俊在广州扬名,老百姓说他不畏洋人,是强项令。保守封闭的社会中,民族主义情绪严重,周士俊跟洋人对抗,是有广大的群主基础的,所以若非万不得已,朱经理在真的不想收拾他。
但这种保守的官僚,往往也愿意做旧政权的忠臣。
朱敬伦闹饷的时候,由于担心出现当年华庭杰和李福泰出城组织乡勇围困广州的事情,就扣住了番禺和南海两个县令,等自己控制了局面,就把这两个县令请出来,希望他们继续做官,稳定地方。
做官他们倒是愿意做,可是之后一直跟朱敬伦做对,尤其是周士俊,当朱敬伦发出让全省州县递解官银入广州府官库的时候,他直接说钱都让朱敬伦抢了,他没有钱。
方山建议,严惩周士俊,给其他人做个样子。
朱敬伦深思了一番,这种有民望的县令,如果杀了他,自己不会有好名声,反而让这种人成神了,老百姓会一代一代的传诵。
“由他去吧,必要的时候,我们也需要敌人!”
朱敬伦解释道,这种不知变通的官员,就跟聂尔康一样,有时候也有用,现在用聂尔康的血已经震慑住了大多数州县,犯不着在杀一个文官了。
“番禺县就在广州城中,他翻不了大浪,只要他不试图鼓动乡勇,就不要动他。”
广州城现在已经替代新安县成了朱敬伦新的大本营,驻扎着朱敬伦的重兵,他倒也不怕这些官员的小小违逆,真正要担心的,是距离广州较远,但又有重要意义的州县。
惠潮嘉道道台孙凤翔很识相,有将军行文,皇帝遗诏,他很聪明的跟穆克德讷一样,将广州发生的事情,判断为朝堂之争,不但老实的将惠州、潮州和嘉应州三地的赋税上交,也没有阻挡朱敬伦往哪里派兵。
另外朱敬伦派兵也有正当的理由,他是打着防备华洋冲突的旗号去的,北京条约换约之后,潮州成了新增的通商口岸,一开始是美国人想入城,当地官府怕发生意外,将口岸划到了汕头,美国人进不了城,也没有坚持,但是英国人不干,他们比美国人换约晚,还是打了一仗后才完成换约的,后来却要先至,一定坚持要去潮州设立领事馆。
潮州本就是山区州府,却又有河流通向大海,是一个有山有海的地方,民风比较封闭,又是中国沿海地区闯大海的一股重要势力,所以民风又相当悍勇,潮州群众反对英国领事进入潮州城。英领事在清政府官方保护下进入潮州城,结果潮州群众聚集了千几百人,向英国人抛掷瓦砾,蜂拥鼓噪,反对英人入城。
以此事为理由,由广州将军签发调兵的军令,孙凤祥也没有理由拒绝,没有理由拒绝也就不用拒绝,因为他不用担责任,最后无论是那一派争斗胜利,也没有借口以此找他麻烦,那么他何必又要给自己惹麻烦呢。
最后朱敬伦派去的那一千人,平安的进入了潮州府,作为一个山多地少土地贫瘠民风彪悍的地区,朱敬伦没太多必要派大军驻扎,而像其他的高雷阳道,琼崖道,廉钦道等地方,朱敬伦更是一个道只派五百兵,甚至琼崖道都没有派兵去,这时候海南岛没什么战略意义,即没钱,又偏远。
但是广州府是必须严密的控制在自己手里,每一个县都必须派兵。
广州府十四县,南海、番禺两县治所在广州城中自不用考虑,顺德县、东莞县、从化县、龙门县、新宁县、增城县、香山县、新会县、三水县、清远县、新安县、花县全部都要派兵,新会已经派去了一百多人,新安县更是一直都是朱敬伦的大本营,剩下其他十个县,每县派兵一百,仿照新会例,让军官自行招募千人辅助,稳定地方,牢牢控制广东最富庶的珠三角地区。
一个月时间,这些事情才算做完,基本完成了对广东的控制。
但是广东地方远远谈不上安定,更谈不上被朱敬伦绝对掌控。
十月底,突然鹤山再次发来警讯,土人团勇再次向客家人发动攻击,客家首领张宝铭第一时间跑来朱敬伦这里哭诉。
对他的哭诉朱敬伦不能置之不理,现在他手下的军队,一半主力出自客家,让客家人给自己效力的承诺就是帮他们夺回土地,保护他们。
可是要派兵,压力真的不小。
朱敬伦之前向惠潮嘉道派兵一千,向高雷阳道和廉钦道各派了五百,在肇庆这个战略要地也驻扎了一千士兵,广州府县每县各一百,总计派出去了四千多兵力,虽然对于目前掌握的三万大军来说,只是十分之一,但是派出去的军队不管战斗力如何,都必须绝对信任,因此只能从新安军和五坑军这两个主力军调人。
新招募的八旗军不但不可靠,反而是隐患,还得重点防备,因此手头兵力就有些捉襟见肘。将真正能打仗的五坑军和新安军两个军任何一个军派出去,广州城所剩能战斗的兵力就不足一万,广州兵力就太空虚了。
可是手里权衡利弊,朱敬伦还是决定要发兵,而且要发大兵。
一次派出一万人,派出侯进和方山,一文一武两位要员,要用雷霆万钧之势,彻底解决鹤山境内的械斗,不然纠缠下去,引发新宁等地的大规模械斗就更不好收拾了。
之前朱敬伦已经多次听到这几个县出现小规模械斗的消息,没有军队震慑,一旦有权力真空,已经占据绝对优势的土人团勇就难以遏制侵吞客家人田地的渴望,一旦任由这股势头满眼,鹤山等县会再次大乱。
朱敬伦则坐镇广州,抓紧时间练兵。
他必须抢在北京朝廷动荡技术之后,开始对广东地方动手之前,掌握足够自卫的兵力,为此他不惜一直搅乱广东的局面,让广东人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,想必北京就更摸不清楚情况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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