赫德收到朱敬伦的信后,没有任何犹豫,立马行动起来,这是他最好的机会,是他个人实现抱负的机会,他的身份是广东地方的雇员,帮助广东地方政府管理海关,可是现在他接受了朱敬伦的任命,那么就意味着他个人承认了广东已经是朱敬伦的了。
至于英国政府,他给北京的公使普鲁斯写了一封陈情,他告诉驻华公使,广东地方的世纪情况,让他不得不选择站在取得广东实际控制权的朱敬伦这边,否则有可能损害英国在广东的利益,如果他的行为给英国政府带来了任何麻烦的话他很抱歉,这属于他的个人行为,可以以此向清政府解释。
同时还告诉了普鲁斯,一旦整条珠江开放,那么带来的利益将是难以想象的,他认为广东的对外贸易至少能提升一倍,达到四千万两级别的贸易额,在美国南北战争之际,拥有这样的贸易额,即便是当成一个国家,广东也将是英国的第一大贸易国。
早在美国战争之前,1860年,英国最重要的工业品棉布,出口额增长到了4800万英镑,其中印度占了一大半,可是对中国、日本和爪哇等地的输出也很重要,这三地加起来,超过英国对欧洲大陆输出额的60%。
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兴起,欧洲国家或者以高关税保护,或者是更先进的技术冲击,大大影响了英国纺织品向欧洲大陆的出口,这导致英国的对外贸易越来越依靠美国和印度,但是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,英国向中国出口的规模越来越大,1860年之后,更是大大增加,上海港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前的年一年,进口的外国船只共489艘,总吨数15587吨,货物总值6492299两。战争结束后的一年,进口船只激增为1806艘,总吨数为419659吨,货值达33702614两。
赫德对比历史数据,认为广州历史上贸易量规模巨大,绝对不会比上海差,只是因为一时的战争,导致了贸易萎缩,他认为一旦珠江开放,广东会在很短的时间内,追上上海的贸易额,届时,广东市场将有可能堪比印度市场带给英国的利益。
赫德在用各种方法游说着他的国家支持他在珠江的行动,而他在珠江的行动,则是朱敬伦支持的,英国支持他,就等于间接支持了朱敬伦,这种外交之间的连带作用,就是朱敬伦让赫德立刻开港的原因之一。
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知道清廷要安抚他,所以他要赫德立刻去开港,拿着他的命令去开港,一方面让英国默认他成了广东的主人这件事,另一方面让广东地方看看,他朱敬伦擅自跟洋人勾结开港,而后朝廷不但拿他没办法,还得给他加官进爵,那么之后朝廷在广东还有什么威信可言,从此广东地方官只能听从朱敬伦的命令,违逆了朱敬伦,朱敬伦会收拾他们,甚至他们的朝廷也会收拾他们,而服从了朱敬伦,他们的朝廷却无动于衷。
但事情绝对没有那么顺利。
人是有感情的动物,不是每个人都会将冷冰冰的利益计算摆在第一位,赫德确实按照朱敬伦的要求去做了,他派去了税务司官员,接收东莞、香山等县的老码头,租房子挂牌开设海关。
朱敬伦的命令也发到了各个县,这几个县都有朱敬伦的军队驻守,主力核心是一百个精锐的火枪兵,外加招募来的一千乡勇,这样的武力,是这些县无法对抗的。
无法对抗不意味着只能接受,他们还是可以消极对抗,外国人叫做杯葛,赫德的人一到各县,这些县令立马就派人去联络乡绅,鼓动他们对抗,乡绅们一听洋人要来,当即就不乐意了,就有附近的乡绅组织乡勇封堵,跟朱敬伦的士兵开始对峙,朱敬伦派人去依次劝说,组织乡绅开会,告诉他们开港是为了做生意,是为了赚洋人的钱,高傲的乡绅们表示,他们不需要赚洋人的钱,他们不想跟洋人有任何瓜葛,他们不允许任何一个洋人到他们县来。
朱敬伦又派人跟他们谈判,最后达成协议,只要洋人不来,开不开埠他们根本不在乎,那么好,朱敬伦表示,他就只派中国人来,一个洋人都不会让他们靠岸。
事情这么解决之后,县令们还不甘心,从中他们还发现了一个办法,那就是找乡绅们锄头真的很有用,就是蛮横的朱敬伦也会顾忌。渐渐的他们开始串联,已经不止是开埠各县,广州府几乎所有的县都有联系,带头的正是广东首县南海县的县令周士俊。
除了开埠六县之外,朱敬伦也没有闲着,早就派人在其他县张贴告示,告诉各县百姓,广府绝对不允许任何洋人到他们的地方往来。
这是一场朱敬伦跟广东顽固的官场之间的斗争,朱敬伦并不打算强硬的镇压老百姓的盲目排外行为,一切以软化争取为主,他相信只要不突破地方乡绅们的底线,他们会始终保持中立,就好像当年清廷不减辨子,他们就不会起来抗争一样。
县令们发现没能鼓动百姓,看到一个个海关人员登上了各县的码头,在附近租了房子,挂上了海关的牌子,公布海关制度,派员向各个船只收税,朱敬伦的一切目的都达到了。
文官们发现,朱敬伦无法阻止朱敬伦无理的命令,顿时有些气急败坏,士大夫的脾气来了,他们甩了袖子。
南海县令周士俊脱下了自己的官服,然后让衙役鸣锣开道,徒步从县衙走向城门,手里拎着一个包袱,在热闹的人群围观之下,走到了归德门,让衙役架梯子爬上城门洞,垂下来一条红布,他打开包袱,将一个物件挂了上去。
接着又拿出一块血书白布,贴在百姓进出的城门旁,历数了朱敬伦的罪证,好一篇檄文,将朱敬伦描绘成了万恶不赦的乱臣贼子。
然后他穿着青衣布履,昂这套高的头颅,走出了城门,在门外上了一辆老仆准备好的牛车,出归德门走进了小市街上的人群之中,慢慢消失不见了。
“挂印了?”
所有县令的一举一动都在朱敬伦的监控之中,周士俊的举动,第一时间就被汇报给了朱敬伦,朱敬伦不由感觉有些好笑,周士俊在城门洞中悬了他的大印,悬挂大印就意味着弃官,意味着对上级的不满,意味着反抗。
刘备挂过印,痛打了上级派来的督邮一顿之后,挂印弃官,现在周士俊也挂印弃官,但总感觉有些不伦不类。
“还是文人的臭毛病犯了啊!”
既不敢站出来反抗,又要表现自己的凛然正义,除了在闹市挂印之外,没什么好办法,还是那套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,说起来好听,不就是盛世出来锦上添花,乱世赶紧明哲保身吗,典型的文人士大夫苟且观念,根本就没有在大夏将倾时候出来力挽狂澜的勇气和魄力。
历史上无数文人,在乱世来临的时候,躲入深山,自夸隐士,国家安定之后,然后又被当政者请出来粉饰太平,所谓乡野遗贤大多是如此。
在朱敬伦看来,周士俊这些文官的挂印,更像是被惯坏了的少爷羔子,发脾气赌气什么都不管了的一种表象,如果他们真的要为他们的皇帝尽忠,那就该不顾一切想进任何办法,跟朱敬伦斗下去,陆秀夫、文天祥那种人,才堪当大丈夫。
但是朱敬伦相信,他们的这些举动,后世一定会进入史书,歌颂他们的高风亮节,可事实上他们的做法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,作为士大夫阶层,古代几千年的社会精英,完全没有担当的行为,却会被一代又一代的史书夸赞,因为史书就是他们编写的。
他们不肯合作,选择挂印,没有任何实际意义,他们的史书会夸赞他们做的很风雅,却不会说他们弃官等于拱手将权力交了出来,他们的史书认为他们不畏惧强权,事实上只是强权不跟他们一般见识,换一个残暴的军阀,这种消极对抗的行为,完全可以砍了他们的头。
他们不敢动刀子,说成是文雅,他们不负责人,说成了洁身自好,不同流合污,历史就这样一代一代的影响了所有人的世界观,周士俊已经是不错的官吏了,但依然这样,可想而知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堕落到了何种地步。
周士俊挂印之后,第二天,朱敬伦就收到了其他情报。
广州十四县文官,集体在一天之内,闹市挂印,弃官而去,引起轰动。
看到方山担忧的样子,朱敬伦反而安慰他道:
“只是挂印而已,如果他们有种,全都吊死在县衙的门前,那倒是能给我惹点麻烦,现在吗,屁事没有。”
然后又道:“写任命书,找当地最有钱的富商,让他们出来当县令。”
方山皱眉:“商贾?”
朱敬伦点头:“是啊,该让他们站在前头了。”
十四县商人当官,前所未有的情况,第一次让商人站在了政治的风口浪尖,他们第一次集体拥有权力,他们也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。
“通告十四县,免除来年地亩钱粮!”
以商税代农税,这就是商人该担负的责任,权力与责任永远是分不开的,权责一体是社会的契约法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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