瑞典和丹麦人在和伍崇曜的谈判很成功,这个时代,英国已经大张旗鼓的开始鼓吹自由贸易理论。网虽然不是所有国家都接受,但是进口自己绝对劣势的产品,以及生产本国绝对优势的产品,这样的经济思想已经深入人心,纷纷被各国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。
而瑞典和丹麦,甚至完全接受了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,他们跟德国不一样,他们的市沉小,根本就没有能力生产所有的东西,因此贸易对他们来说,是一种必须,他们已经跟英国达成了多种多样的自由贸易协议,分享了英国的繁荣市场。
现在他们更渴望能打开中国市场,所以当伍崇曜提出,给予他们部分产业免税,换塞们对中国的茶叶和丝织品的免税,他们根本就没有拒绝的理由,因为这两样产业,他们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展的,属于绝对成本劣势的产品。
最终达成的协议是,广东给予瑞典的铁矿、铁制品,和木材、木制品这两类瑞典最大的产业免税,瑞典给予广东的茶叶、丝织品免税;广东给予丹麦农业和畜牧业免税,丹麦给予广东的茶叶、丝织品免税。
这种贸易条约,对两国来说是巨大的成功,等于打开了广东两千多万人的市场,办一个舞会庆祝一下是必须的,当然还要邀请朱敬伦等广东地方官员参加。
瑞典和丹麦两个小国,位于北欧,都是相当开放的国度,国民开放的风气,比英国人尤甚,相比德国,这两个国家才是纯粹的北欧海盗的后代,两国王室那真的是可以追溯到当年的海盗领的。
而英国文化中的开放,其实就源于海盗的殖民,源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,而是英国本土过去的凯尔特人文化。比如英国的普通法体系,所以陪审员判定,基本上跟当年的海盗部落公开审判一样。
对比不同的文化源流,就可以现,事实上文化越是落后的地区,就显得越是平等,马教主的著作中说,是剩余产品的出现,带来了阶级分化,这不是没有道理的,原始社会最为公平,有了剩余物资,才出现了穷富的差别。
造成这种原因的,第一是物质基础,拥有更多财富的领,更能将手里的财富变成力量,比如北欧海盗,虽然个体之间相对平等,但是出海劫掠的时候,战船和物资都是由领准备,最后劫掠的收获中,领也要分最大的一份,等到他们结束了劫掠文化,开始定居的时候,拥有物质积累的领就演化成了领主,战士要么成为依附领主的骑士,要么就是奴;第二个原因则是这种落后的劫掠社会中,个体之间的力量差距较小,大家都是拿刀子的,谁敢欺压谁弄不好就是决斗,这在农业文明中也是一样,正统的王朝社会分化出皇权、官僚和士大夫阶层,可是梁山好汉们都是兄弟,虽然有座次之别,但终归要平等的多。
开会共同议事,也是这种社会结构比较扁平的文化的特点,蒙古人有忽里台大会,西方人演化出了议会,而东方君王则变成了朝堂,在西方议会制度平权之前,议会只是贵族们议事的地方,相比东方式的的朝堂,相当于共同议事中加了一个皇帝的决定权,避免了无谓的争吵造成的拖延不决。
议会制早期,西方人自己都看不到这种制度的好处,之所以有这种制度,是因为王权实在是压制不住贵族权力,逼不得已才让贵族们一起商议,荷兰共和国建立之后,他们的议会争吵不断,多年决定不了一道法案,最后决定请一个国王回来裁决,就是英国的伊丽莎白,可伊丽莎白收的保护费太高,导致荷兰人承受不住,最后又把她请走了,于是荷兰人建立了东尤公司,并给予东尤公司相当于国家的权力,让他们可以铸币、组建军队和对外宣战,其实就是为了规避议会体系的低效。
但是幸运的是,从英国开始,议会制走出了早期争吵不断的泥潭,不断的制度化,不断的优化,走向了现代代议制的道路,中国的朝堂却几千年如一日的运作,没有突破现代文明的那道天花板。
这种情况有专家认为是必然的,有人认为是偶然的,朱敬伦也觉得是必然的,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,中国人长久的享受着大一统带来的稳定,也要承担大一统带来的低效,毕竟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集团,产生改变的动机是很小的。
就好像国企在跟民营企业竞争的时候,效率极低,但是却相对稳定,民营企业动辄几年间就倒闭了,而国企却愿意投资长期的产业,当然这不包括那些贪腐的国企,以西方国营企业来论的话,一个是低效但稳定,一个是高效却动荡。
不止是企业,国家也是这样,西方国家间的竞争极其惨烈,德意志曾经有四百多个大大小的邦国,英国也分为大大小的贵族领地,这种分裂之下小国的竞争是十分惨烈的,不变革往往意味着死,所以当一个国度出现某种新技术或者新的管理方式的时候,马上就会被其他国家引进。
启蒙运动的时候,连俄国这种偏居欧洲最东边的封闭国家,叶枯琳娜二世也能不断的和伏尔泰通信,推行欧洲最流行的思想文化和制度。重商主义在意大利出现不到十年,英法等国都开始效仿,之后遍及全欧洲。
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变得强大,法国、普鲁士不断的偷盗英国的技术,最高峰的时候在法国工作的英国技术人员多达几万人,而普鲁士不断的排除商业间谍去窥视英国的工厂制度和生产技术,克虏伯之所以能够生产优质的大炮,跟克虏伯亲自跑去英国偷取炼钢技术是分不开的。
这种和平时期的激烈竞争,促使西方国家飞展,就好像中国战国时期,面对生死存亡的激烈竞争,各国先后不断的变法,引入各种流派试图让国家强大,诸子百家先后涌现,鼎鼎大名的商鞅变法,也是在秦国被率先变法强大的魏国打的几乎灭国的情况下才生的,不变就死,你变不变?
欧洲诸国林立,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和文化是他们的不幸,也是他们的幸运,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竞争,促使他们不断的改变,不断的进步,最终远远的过了稳定安逸的东方世界。
后世中西方文化界都有一个疑问,为什么中国古代不缺技术,不缺市场,也不缺资本,可是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生,原因只有一个,那就是竞争,中国是一个严重缺乏竞争的国度。
西方不但有英国、法国、西班牙这种民族国家之间的争霸,还有普鲁士、黑森、奥地利这样的邦国之间的冲突,也有汉堡、吕贝克这样的自由城市之间的竞争,各种不同的文化和体系放在一个巨大的熔炉中锤炼,最终在英国开启了工业文明,可以说是一种偶然,也是一种必然。
中国其实也不是没有机会,如果周边的国家能够给中国带来压力的话,中国也是有进步的动力的,可是朝鲜、日本和越南等这些国家,还不如中国的,他们始终不断的在中国汲泉养,而没有诞生出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制度,尤其是日本最为可惜,明明是一个海洋国家,愣是通过学习中国的大陆文化,将自己的世界观转变为农耕文化了。
假如日本能够早早的通过消化中国文化,诞生出属于自己的文化,然后开始向大陆冲击的话,恐怕中国早就变了,就好像英国向欧洲大陆的文化冲击,最终造成了欧洲大陆的变革一样。
但日本没有成功,中国几千年来始终在担任东亚文明中心的角色,只有中国向他们输出的份,没有他们反向冲击的份,中国不进步,东亚就不进步。
指望东亚邻国给中国压力,这已经不可能了,所以朱敬伦现在要从外部汲取生存压力,增强中国社会的竞争。
不过贸然引入英法这样的巨头,那就不是引入压力,而是带来海啸了,丹麦和瑞典这样的小国就很好,引入他们的竞争,不可能给中国带来生死存亡的冲击力,却能适度的给这个太过于稳定的社会带来一些刺激,逼迫他们开始竞争。
这是文化方面的考量,外交方面的考量则是用他们来给欧洲国家树立一个标杆,以后英国人和法国人来了也可以这么办。
所以朱敬伦很愿意给这两个小国极其优厚的待遇,但提一提利益之外的附加条件,朱敬伦觉得很有必要。
所以在酒会上,他跟瑞典人瓦伦堡提出来:“我想在经济往来之外,我们双方还可以进行一些文化上的交流〖确的来说,我希望在人才交流上,双方用加强联系。”
瓦伦堡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利益,他已经在思考自己家族产业造船业将能取得的利益了。
对朱敬伦的提议,他觉得有必要积极回应:“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加强联系呢?”
朱敬伦笑道:“我跟贵国的技术顾问的合作协议即将到期了,但我很满意他们这几年提供的服务,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留在广东,不知道我们的协议能够延长。”
1859年第一批瑞典顾问来到广东,包括军事顾问和技术顾问,现在军事上朱敬伦的部队已经在技术上不差了,但还不够完善,军事是一门大学问,可不仅仅是拿刀子杀人这么简单,他还包括一整套军事管理体系,这些现在还不够完善。
技术上,兵工厂这几年始终在进行建设,上个月最后一批工程才收尾,赤湾半岛的南山上已经出现了一座占地两百多亩的大型工厂,本地技术人员也培养出来了一千人,但还不够理想,朱敬伦还打算扩大,他的目的是让这座兵工厂能够供恿少五万人的消耗,但现在只能做到最多供应一万人的武器装备。
但合同即将到期了,他们是1859年2月后6续到来的,现在已经是1862年2月了,已经6续有人的合同到期,这些人大多数都学会了广东话,这是用三年时间学习到的知识,这时候让他们走,不但是朱敬伦的损失,也是对他们才能的极大浪费。
可是瓦伦堡却抱歉的曳:“这些顾问是我们以私人身份雇佣的,他们如果无意留在广东,我们并不能强迫他们留下,这一点希望您能原谅。不过如果您还需要军事和技术方面的顾问的话,我们非持意继续帮您聘用一些人来。”
朱敬伦叹道:“好吧。他们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。不过我希望在教育问题上,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。我希望贵国能帮助我们聘请一些高素质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教师,人数在一千人为宜。”
瑞典虽然是一个小国,但从教育上来讲,瑞典是欧洲,甚至是世界上第一批消除了文盲的国家,早在1842年,他们就立法通过教育法规,要求每一个基督教区都要保留一所永久性学校,为每一个适龄儿童提供免费教育,而瑞典是一个基督教信仰过95%的国家,因此等于是在1842年就成功完成了95%人口的义务教育立法,通过十多年的努力,瑞典人已经完成了义务教育普及,这比英国完成义务教育更早。
瑞典之所以在5o年代开始快的工业化,跟4o年代教育的普及不无关系,教育为他们的工业展做好了智力上的准备。
后来在1917年,瑞典和俄国几乎同时由工人政党开始执政,但是后来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,瑞典的工人党派始终坚持在宪政的基础上进行改革,而俄国的则变成了大肆破坏法制的执政,这跟两国执政者文化程度高低不无关系。
但是一千个教师,对于瑞典这样的小国来说,依然还是很有压力的。
瓦伦堡觉得,努努力还是能做到的,但他还想提点额外的要求:“一千人很难,不过如果您愿意在航运方面给我国提供——”
朱敬伦很不礼貌的打断他:“商业归商业,我想贵国已经通过商业谈判,得到了远贵国付出的利益,我们双方加起来是三千万人的市场,可这三千万人中,我们广东占了两千五百多万人,而贵国只有四百多万人。教育是文化上的合作,我不希望掺杂任何经济目的,如果贵国需要的话,我十分乐意向贵国派遣一定人数的学者进行交流。事实上,我们也向其他国家,比如美国提出了同样的建议,他们十分乐意合作。”
朱敬伦又道:“只是我个人比较肯定瑞典的教育水平。我向如果我国的官员,和管理人员都能从贵国获得知识上的帮助的话,对两国未来的合作,用是有极大帮助的。”
通过教育能影响中国的官员,这点瓦伦堡非常清楚,又听到朱敬伦还向其他国家提出过同样的要求,他顿时就有点危机感。
也不提额外的要求了,有些尴尬的表态:“您说的对,我个人非持意效劳!”
大国跟小国的商业谈判中,一般都要附加额外的政治要求,小国可就没有这个权力了。
所以朱敬伦可以向瓦伦堡提教育上的帮助,而瓦伦堡却不能向朱敬伦提经济上的要求。
朱敬伦满意的举杯:“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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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章兴之所至写了大段的论述,所以后面的内容多写了一些,算是弥补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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