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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过前一阵的整肃之后,广東地方各级衙门的胥吏都变得有些抢手起来。
胥吏本来不是一个体面的身份,而且十分固化,比官僚圈子都更加封闭,不是子承父业,就是兄终弟及。
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制度的有意为之,因为一旦成为胥吏,就会被打入另册,所谓执贱业者,明朝时候将伎院乐籍、官府胥吏、奴籍下人三类人打入贱籍,子孙无法参加科举。
清代废除了伎院乐籍,但胥吏和奴仆,依然是贱籍,无法获得科举资格。
所以往往成为胥吏,就是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的事情,成本很高代价很大,一般很少有人愿意落籍为胥吏。
但这个阶层是极为重要的,行政上的文书作业,无数的报告、记录和各种文件,制作各种副本。每种文件都有独特格式,不得有丝毫偏差,这些都需要专业的人员掌握,而这些显然都是胥吏来做的。
试问哪一个衙门离得了这群人,也许是封建王朝的官员需要这么一种人,所以才专门制定出这样一种制度,限制掌握了这些文书能力的专业人才离开这个行业,就好像蒙古和明代将匠人都绑在户籍上一样。
是因为有了需求,又不想浪费精力去慢慢培训,所以让那么一群人子承父业代代相传,能够节省极大的成本。
可问题是,不让这些人参加皇权时代唯一能够改变命运的科举考试,限制这些人的合法权力,把他们跟奴仆编成一种户籍,自然而然就让人看不起这些人。
尤其是在文官的圈子里,他们在人格上是瞧不起胥吏的,但是要办事却少不了这些人,甚至可以说,真正支撑政府机构运作的,就是这些基层的小吏,而不是那些整日间高谈阔论饮酒作对的文人。
这种被人在人格上的鄙弃,又真的会给这个群体造成心理上的扭曲,他们毫无荣誉感,就不会约束自己的行为了,因为你不管表现的高尚也好,表现的低劣也罢,都得不到别人的赞许的时候,你为什么还要高尚?
因此这种被鄙夷的小吏们对待比他们更没有权力的平民百姓的时候,就显得格外恶劣,他们这种行为反过来又让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。
民间有谚语,“官如大鱼吏小鱼,完粮之民且沮洳,官如虎,吏如猫,具体而微舐人膏”,老百姓把这些跟他们直接接触的小吏们看成是敲骨吸髓的恶猫,一点都不奇怪。
但这样一群性格被社会制度扭曲的人群,他们的权力可真不小,绝不仅仅只能欺负一下小民,即便是他们的上司,那些官员,他们也有办法对付,他们善于使用欺骗、蒙蔽、行诈、勾结等技巧,选择性地执行官员分派给他们的任务,利用精熟行政细节和运作程序的能力,蒙蔽、妨碍、误导,甚至胁迫比他们地位更高的官员。一旦遇到软弱、生疏、散漫或无能的官员,他们甚至能够揽权。
胥吏就是这样一群人,法律上毫无地位,老百姓不信任、惧怕,甚至讨厌他们,官员鄙视他们,但是他们却能灵巧的运用手中看似微弱却不可或缺的权力,往下欺压小民,往上胁迫官员,从上到下都不欢迎,却又离不开他们的。
那么到底是谁错了,该归罪于谁,憎恨于谁,好像又找不到一个目标,因为这就是官僚体系长期发展的产物,是最低廉却又最低效的一种制度。
中国古代制度中,充满了这种悖论,不止是胥吏阶层,还有军人阶层,同样也是被人厌弃,生活没有保证,不得不勒索小民,反过来更让人鄙视。
在这种情况下,朱敬伦不得不进行改革,他不能接受这种低效又内耗严重的制度。
但朱敬伦也得承认,这是一种成本最低的制度,因为他要让胥吏不从陋规中取利,就必须提高他们的待遇,让他们能够生存,甚至能够体面的生活下去,这样才不会有利用权力徇私舞弊的现实压力,在加以严密的监察措施,提高犯罪的成本,才能够打击贪腐。
因此朱敬伦之前大幅度提升了衙门小吏们的待遇,为此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。
可是此举是很受胥吏阶层欢迎的,毕竟不是每一个小吏都能从陋规中发财,只有那些头脑最灵活,八面玲珑,上下通吃的胥吏,才真正能够发财,大多数胥吏也只是分到一点常例陋规,勉强糊口罢了。
有这样一群人支持,收获还是不小的,因为毕竟是这些人在处理官府的具体事务,他们的工作积极性高了,官府的效力就能大大提高,而且他们习惯了没有政治地位的处境,稍微对他们好一些,他们的反抗精神立马就没有了。
最让胥吏们欢迎的是,朱敬伦废除胥吏不能科举的限制,尽管这群头脑相对精明的群体意识到,朱敬伦已经是一个事实上的藩镇,似乎招牌没有朝廷那块招牌来得大,但依然殷殷期待着朱敬伦能开科举,也让他们尝一尝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感觉。
所以一时间胥吏子弟们还掀起了一股读书的风潮,但是读的依然是四书五经,之前他们可不会读这些书,以前他们就跟匠人一样,虽然也读书写字,但主要还是为了能够看懂公文,能从父辈手里传承下来一套漂亮的公文文体就是真本事,读不读四书五经真没什么用。
显然老夫子那一套思想,在胥吏阶层心中的神圣感和敬畏感,并不如文官阶层,和孕育文官阶层的乡绅阶层那么强烈。
因为解除了对胥吏阶层的限制,所以不但胥吏阶层自身开始有了读书的动力,读书人对胥吏身份的顾忌也消失了,尽管大部分读书人还改不了对胥吏的鄙夷,但那些穷人,穷的甚至都无法维持继续读书人的读书人,胥吏这种身份、这种工作就变得不是那么不可接受了,在加上朱敬伦给胥吏的薪水异常丰厚,一时间倒是有不少读书人应聘做县衙的吏员,想着一边在官府中做事,一边继续读书,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官员。
但反弹也是不小的,垄断科举之途的乡绅阶层,尤其是那些自家子弟读书晋身纪律更高的官宦世家,对朱敬伦的这个举措极为反对,这些人在地方上往往都是名门望族是乡绅阶层中的骨干,他们的能量不可小觑。
为了不得罪整个这个阶层,朱敬伦甚至没敢直接提升胥吏的政治地位。
现在从最底层的教育改革推行不下去之后,朱敬伦联想到科举和功名,朱敬伦决定改换一下思维,从上面进行突破。
他决定不再跟顽固的老夫子们去谈判了,他要从上面动刀子,让这些老夫子来找他谈。
于是很快朱敬伦宣布,胥吏不但可以考试做官,而且以后的各级官员,必须拥有至少三年的实际工作历练,也就是在当官之前,必须做三年胥吏,直接跟底层的老百姓接触,直接操作面对老百姓的具体工作。
本来这件事就是他早就想做的,可是乡绅阶层反对,他不想激怒这个阶层才没敢推行,现在那些顽固派已经成了阻挡他前进的最大阻力,那么他就必须向这些人施加压力,改革就是在这种互相博弈之中推行的,现代政治本就是一门互相妥协的艺术。
著名的历史学家阿克顿曾经说过:妥协是政治的灵魂。所有的政治原则,包括制度和法律就是交易双方不断谈判、妥协之下的产物,如同打牌一样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牌,也都有对自己筹码得失的一个底线。
一旦双方的底线无法弥合,政治也会崩溃,那时候改革也就演化成了革命,比如美国的南北战争,不就是在奴隶制问题上,双方的底线根本不可能达成某种妥协,必须用战争来解决了吗。
朱敬伦现在扔出了一张牌,他等着顽固派出牌,他愿意做一定程度的妥协,但对方也必须向他妥协,然后小小的将改革推进一步。
果然整个广東的缙绅阶层都愤怒了,他们无法接受他们通过科举做官,抬高或者维持他们特殊地位的通道被胥吏集团占据。
对乡绅阶层来说,科举跟土地,是他们一辈子最关心的两件事。广東的土人和客人之间最大的矛盾,一个是争地,另一个就是争学额,这种矛盾最后能引发土客械斗,也就能引发乡绅阶层跟朱敬伦对抗。
乡绅们一边在乡下动员乡勇,做出威胁姿态,一边相互联名向官府请愿,朱敬伦也调动军队,各县都有他的军队,少则一百,多则一千,他控制着城市,但他愿意跟请愿的乡绅谈一谈。
“胥吏户籍已经废了,在广東已经没有了胥吏。在新规定中,你们可以将官府的吏员,堪称是官员的预备,他们每一个人都相当是一个候补官员,一旦表现出色,做官的话,更能了解民情。”
朱敬伦对请愿的一个个名门望族出身的乡绅解释自己的道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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