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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山说的很委婉,给他八个胆子,他也不敢当面跟朱敬伦发火,他跟侯进不一样,侯进喜欢人前人后表现他跟朱敬伦的关系,说俩人是兄弟云云,当面有时候也跟直呼其名,但是他给自己的定位很清晰,他就是一个谋臣,他争取能做好一个军师,比如诸葛亮和刘伯温那样的谋士就很好。
朱敬伦听完方山的说法后,告诉他:“调土客团勇到广州,主要是因为广州兵力空虚,八旗兵分散在高雷阳和惠潮嘉两道,威胁还不算大。但是南韶连道的乡勇现在被打散了,溃兵已经有流散进广州府的,这是一个大麻烦。如果不能立刻将他们收拢起来,迟早不是落草为寇就是叛乱。所以你们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四处清剿这些流寇,不能让这些人打家劫舍,为祸一方。”
方山一听是有任务,心里好受了很多,但依然有些失落,好像他两年来的努力,只能用于干这种事,不能上战场他苦心招募的这些团勇有什么意义?
“可是大人,肇庆哪里才是重中之重,我听说战事不顺!”
朱敬伦摇摇头:“相比攻城略地,后方的安定才是重中之重,我们最近新招募了5千多县吏,刚刚派驻各县,他们的政务还不熟悉,依然需要进行培养和训练,我们需要时间,要是这时候地方上乱了,打再多的胜仗也没意义。所以让你回来,就是干这个的,至少在今年我不想看到广州府地方上有任何乱象,否则拿你是问!”
朱敬伦的意思很明确,这是给方山委以重任,他心里好受多了,尽管他更相信这是朱敬伦在安慰他,但能让上司安慰,不也说明上司的重用,可同时他心里有深深的危机感,两年多没在朱敬伦身边,俩人的关系可能真的疏远了,否则何至于需要安慰他,直接下命令就完了。
他觉得他毕竟不是侯进那种跟朱敬伦一起打过仗的生死兄弟,要想得到重用,怕是只能不断的立功,那么这个任务他就真的不能弄砸了,马上行动起来,召集手下的军官,要他们轮换出击,到各乡清乡,一个散兵游勇都不能放过,能招降就招降,不能招降就消灭。
说不重视攻城略地是假的,肇庆大战已经进行到了第十天,让朱敬伦意外的是,水陆两路竟然都没有取得什么实质上的进展。
湘军在龟顶山和大鼎山上假设了几百门千斤大炮,他们的大炮虽然不够先进,但是他们占据着地利,牢牢封锁了这一点江峡,控制了这一地,湘军就控制了西江上游,他们的物资补给和人员都能从广西源源不断的输送到广東来。
朱敬伦知道湘军很强,但觉得他们不过就是冷兵器时代的军队罢了,再强还能抹平时代的差距,因此他做好了苦战的准备,但没想到会这么苦,损兵折将已经过千,湘军损失不清楚,但估计会更大。
一场战事中付出上千士兵的代价,这是朱敬伦在之前作战中还没有遇到过的,无论是剿匪还是平息土客械斗,他都没有付出这么大的损失,可现在仅仅是为了攻打湘军把守的两座要塞,短短十天就损失了上千人,让他如何不震惊。
但他忍住不去干涉前线军官的指挥,越是干涉,恐怕越起到反效果,在战场上打仗的是他们,死人的是他们,坐镇后防就不要添乱了。
但战报他是要看的。
此时大鼎峡两岸的山上,都有一座寺庙建筑,龟顶山上的是一座道观,叫做元贞观,与江对面的大鼎庙隔江相望,此时两座寺院都被湘军征集作为了军事要塞,不但假设了大炮,还在外面挖掘了许多壕沟,筑起了土寨。
新安军从北岸攻打龟顶山,五坑军从南岸攻打大鼎山,两路都受到了湘军的顽强阻击,对方的作战意志非常顽强,几乎没有逃跑的,要么战斗到最后一人,要么在军官的带领下有秩序的撤退。
光凭这一点,曾国藩组建的湘军,就能傲世中国其他军队,湘军的成功也不是侥幸。
文鸢站在龟顶山下,冲锋的士兵又一次退了回来,他带着十几个军法官站在这里,竖着他们的大旗,上书“第一”字样,他们是新安军第一旅,文鸢觉得这个编号就是给他们的排序,他们就是第一,别的旅并不认同,但他还是掏钱做了这面旗帜。
士兵们逃回来,却在大旗前停住,然后慢慢整队,再次回复组织。
看到大旗他们就踏实了,看到大旗他们也冷静了,因为过旗者斩!
后世有人描绘过湘军,说曾国藩就是这样,树立一面大旗,前面划一条线,过线者斩,所以湘军才死战不退。
这就是扯淡了,曾国藩没有这种习惯,他倒是有杀人的狠心,但他没有杀人的必要。
曾国藩的湘军也打败仗,也有逃跑的时候,曾国藩本人也不太会骑马,更没有这种武将作风,打仗的时候,他很少亲临前线,他很少给部队什么指示,因为他不怎么会打仗,曾国藩不太会用兵,但曾国藩会用将。
他用将的方法带有浓厚的中国式智慧,他不干涉军官的指挥,他最多下达一些目标。
打了败仗的军队是要处罚的,基本上是按照戚继光的军规,如果士兵跑了,军官没跑,战后砍士兵的脑袋,如果军官跑了,士兵没跑,就砍军官的脑袋,如果士兵和军官都跑了,还是砍军官的脑袋。
如果一只军队已经尽力了,营官死在战场上,士兵没有把他救下来,这支部队整体都要受到惩罚,不管这只军队的士兵训练多么有素,直接就地解散。
如果一只军队打赢了,那就给军官钱,让他在回去招兵,湘军就是这样滚雪球一样滚起来的,而且都是胜利的雪球,因为所有军官全都只有胜利经验,没有失败经验,因此这是一直习惯了胜利再胜利的军队。
这种只留胜利者的做法,充满了一种智慧,未必附和军事常识,但很有效果。
这意味着他的敌人面对的,是一只要么没有打过仗,要么就是没有打过败仗的军队。
久攻不下,战后开始开会,军官们第一次爆发了矛盾,都认为别人打仗没有尽力,互相推诿,互相责难,湘军是子弟兵,他们也是子弟兵,都是从一个县、一个乡,甚至一个村出来的,此时却吵得跟仇人一样。
参谋人员根据战斗的情况,认为兵力还是不足,他们提出增援的建议,被一个个年轻气盛的军官给否定了,他们觉得丢不起这个人,他们也是一只没有打过败仗的军队。
侯进跟黑狗也吵的不可开交,作为主将,他们当然不是因为推诿责任而争吵,他们在给各自的部队争取利益,都想争取到炮兵的绝对支持,俩人都觉得自己攻打的地方更重要,都认为他们应该得到优先支持。
官司打到了朱敬伦这里,这一次他知道,不干涉是不行了,因为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,第一是前线没有设立一个统一的主将,无法协调指挥,之前他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,防止部下权力过重,也是很必要的,他之前让两只部队互不统属,但给他们分派了独立的任务,认为应该能够相安无事。
可是顺利的时候,他们可以相安无事,甚至形成良性竞争,但遇到了问题之后,就开始互相诿过,都认为己方取得的战果更多,推进更深,更需要支援,都认为对方打的不好,没有完成既定的目标。
果然是统一的组织在平淡中腐朽,而分裂的组织在压力下崩溃啊。
朱敬伦紧急安排了一下公务,觉得自己有必要亲到前线去坐镇。
将陈芝廷从惠州召了回来,给各县发去钧令,告诉各地,现在由陈芝廷暂代广東政务,直到他们接到新的钧令为止。
陈芝廷离开了潮州,他可是惠潮嘉道的道台,惠潮嘉道靠近福健和江西,可不能缺人,调广州知府张敬修去惠潮嘉道任道台。
朱敬伦手里的老官僚数量还是太少,这两年才有一些人才冒了出来,比如东莞县的张敬修算一个。
张敬修是两年前广州府十四县县令挂印的时候,被朱敬伦请来做官的,因为张家是东莞巨富,鼎鼎大名的广東四大名园之一的可园就是张敬修修建的。
他做东莞县令之前,本身也有一定的经验,曾经捐了同知的官衔,然后组织团练,天地会起义的时候他打过仗,英法联军来的时候他也打过仗,后来太平军到了潮州他还打过仗,朱敬伦任命他之前,他在江西当官,让他哥哥一封信给招了回来。
在清廷和广東之间,他选择了家乡,或者说在文武之间,他选择了文官。在朱敬伦招他之前,他在江西做按察使,这是相当高的品级了,但实际上依然是带兵,曾国藩给皇帝保举说他是一员优秀的水军将领。
朱敬伦给了他一个县官当,他当的也不错,张家在东莞是豪富,是乡绅,是当地望族,因此他的官当的不算难,当了两年,调他做了广州府知府。
朱敬伦甚至考虑过让他去肇庆总揽全局的,但考虑到他跟曾国藩的关系,他放弃了。自己亲自去肇庆,调陈芝廷回广州,然后让张敬修去惠州,升他为惠潮嘉道道台,总揽惠潮嘉道总不会出问题。
除了张敬修,还有新会的罗天池,此人曾经在贵州做过道台,算是一个老官僚,投靠朱敬伦也比较早,尽管没有什么出色的政绩,但能笼络住人就行了,现在也已经升任高雷阳道道台了。
过去广東的高级官员,基本上都跑去了南韶连道,他们在朱敬伦和清廷之间,选择了清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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