谢琦道:“我们都是花钱买,花了足足80万两银子,当地老百姓喜迎王师,军营外现在都成了集市,关系好着呢。”
朱敬伦笑道:“那就好。不要在乎钱,按照当地市价的两倍来买东西,这不是亏本,这是赚大便宜。”
“援兵准备的如何了?”
此时登陆天津的部队,还只有新安第一军,加上5千八旗兵也只有1万5千余人,可以说储备的物资是绰绰有余的,但这么点士兵攻打北京城显然不保险,英法联军上次其实都没敢进城,一直驻扎在圆明园,而圆明园准确来说是在城墙之外的。
朱敬伦不但要攻下北京城,他还要占住这座城,这才能跟清廷最好的讨价还价,因此他还将派第二个和第三个主力军北上,新安第一、二军和五坑军三大主力会攻北京,确保万无一失。
谢琦道:“禀皇上,新安第二军已经准备就绪,随时可以北上,只是天津即将封冻,若要北上就得尽快行动了。五坑军也已经完成了换装,是否让他们也从福健北上?”
朱敬伦琢磨了一番,大冬天的北上,确实有些不妙。
于是摇了摇头:“你们的作战计划制定的很好,就不要随便更改了。既然今年只有一个攻占天津的计划,那就按计划来吧,虽然攻下天津有些容易,出乎我们的预料。不过五坑军和新安第二军目前没有军事行动,闲着也不好。在福健发动一次攻势吧,我听说太平军那边已经开始向江浙进攻了,就当帮他们一把,吸引一下左宗棠的兵力。”
北伐的消息比任何消息扩张的速度都快,几乎是瞬间就传遍了这个广東,这得益于最近开始兴起的报纸的作用。
中国最早的报纸,是在香港出现的,最早的中文报纸,同样是在香港出现的。
是伍廷芳在1858年创办的,但是直到现在,依然是唯一一份中文报纸,名叫《中外新报》,因为实力有限,他们没能力得到第一手资料,主要依靠翻译西方报纸内容,很少有自己的东西。
创刊以来,在香港发展的并不好,但是他们将生意扩展到了九龙,但是担心政府的干涉,他们依然将总部放在香港,只是在九龙等地设置了分布,从香港印刷好的报纸,固定分发到各地发卖。
直到北伐前,这份报纸都半死不活的,也就是靠着创刊者的个人热情坚持,但是对北伐的转载,让他们的销量猛然激增,不但在九龙供不应求,在广州、肇庆甚至广西和福健,都有大量的商人希望能够跟他们合作,报销他们的报纸。
在创刊七年后,他们终于打开了市场,这首先得得益于朱敬伦的扶持。
朱敬伦在出兵前,特意邀请了香港报纸的记者随军报道,他有意识的要向各国宣扬大明跟满清的不同,一个训练有素,制服整齐,军纪良好的军队,显然非常能够代表这个国家的整体素质。
训练、军纪这两点,对目前大明的主力军来说,那是必备的素质,军事法庭运行了这么多年,军法在军队中已经深入人心,没人愿意去挑战法律,这是长期的积累,已经慢慢形成了文化传统,比统帅们动不动采用的杀人立威要好的多。
《中外新报》也受到了邀请,尽管伍廷芳等人对大明这个新生政权还不够信任,因为他们很多抨击大明官府的报纸,在一些地方被地方官府查封,让他们对这个国家的言论自由产生了极端的担忧,但他还是派出了记者,早年招募的一个逃到香港的落魄秀才。
正因为有了第一手资料,而且是用中文写的,以中国人视角的第一手情报,一下子就让《中外新报》在各个口岸打开了市场,接着开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内地扩散,一时之间洛阳纸贵。
伍廷芳之所以能创办中外新报,很大一个原因是他在英文的《孖刺报》当译员,借用孖刺报社里的中文活字印刷自己的报纸。
伍廷芳为了维持这份报纸,可没少费劲,他不但给报社当译员,甚至还在香港高等法院担任译员,所得收入很大一部分都用来维持报纸的运营了。
后来他能成为香港第一个持有执照的华人律师,其实就是从在法院做译员开始的。
借助于现代媒体的传播能力,大明北伐满清的消息持续不断的传回大明境内,当大家发现明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的战斗力后,老百姓自发放鞭炮的情况更多了,这意味着更多人开始放弃心中的中立态度,转而支持大明了。
这背后反应出来的一个事实是,大明的建立让成千上万的人成了既得利益者,这其中不但有无数新一代的官僚,还有无数发财致富的商人,其实更多的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。
朱敬伦每攻占一地,实行的都是免税政策,对老百姓而言,没有了正税无所谓,但是减掉了让人痛恨的苛捐杂税就是一项普遍欢迎的善政了。
有既得利益者,自然也有利益受损的人群,旧官僚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群人,之前大范围的挂印行为,不仅仅是异地为官的官员,对大明的不认同,损害他们利益也是其中原因之一。
另一个利益受损的集团,则是根深蒂固的胥吏集团,但朱敬伦大大提高了胥吏的地位,释放了压迫胥吏的封建身份,给他们加上了一个候补官员的名头,对那些胥吏中的高层来说,这无法弥补他们的损失,但是对大多数底层来说,优厚的薪水发放,代替了过去勒索来的灰色收入,地位的提高让他们成为这个新生国家最拥护的一群人。
总之朱敬伦极力避免一刀切式的消灭旧势力,小心翼翼的培养新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做法,目前看来是成功的,起码让他温水煮青蛙一般,不显山不露水的推行了许多项新政,而没有遭遇到武力抗争。
中外新报这种报纸显然也是既得利益者之一,朱敬伦翻看过他们最近的几篇报道,无一不充满了溢美之词,显然从内心深处他们已经很认同这个国家了,之前的批评的情况倒也存在,对伍廷芳这种人来说,他办报纸的目的就不是为了钱,他们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,第一批觉醒的精英,驱动他们行动的最大动机,是内心的理想和信念,这些东西,是无法用金钱来收买的,但不意味着不能收买,用理念来收买就很合适,因为朱敬伦政府邀请他们北上,这让他们看到了大明鼓吹的言论自由的部分实现,让他们感到很机动。
但真正的自由还没到来,可他们普遍相信朱敬伦这个皇帝本人是开明的,之所以出现各地官府没收批判报纸的情况,那是各地官府自发的行为,不论哪一个县官,都不可能接受这种带着强烈西方态度观感的批判,没把他们打成异端已经算客气了。
随着生意的好转,伍廷芳和他的合作者黄胜马上将中外新报扩大,聘请了更多的记着,从洋人的报社挖来了大批排字工,第一次购买了属于自己的活字印刷工具,开始了第一次扩张。
相对于报纸这种带有明显文人气息的既得利益集团,朱敬伦更看重的是另一批既得利益集团,代表未来的工业势力。
这几年朱敬伦不断的扩军,始终维持着庞大的军队和军事行动,这其中需要的生产支援不是一个农业国能够支撑的。
钱的方面他实行了发行债券制度,目前大明官府已经负债三千万两,比满清负债还高,而生产方面,虽然有部分依赖国外,比如从英国运回来的步枪多达十万支,但大炮却几乎都是自己生产的。
早在新安第二军编练的时候,朱敬伦的兵工厂就已经无法满足部队军需供应了,兵工厂培养出了大量的技术人员,可相比庞大的军需供应,还是力有不逮。
朱敬伦的方式跟将订单交给洋人造船厂打造军舰一样,将铸造大炮的任务交给了佛山一个个铁工场,这些手工作坊的技术能力虽然很差,但是工匠的技术并不差,只不过他们的技术有些落后而已。
那么将掌握了先进工艺技术的兵工厂技术能力,跟这些拥有熟练铸造技术的传统工匠作坊结合起来,释放出来的生产力是超乎想像的。
一开始的时候,这些铁工场还并不信赖官府,朱敬伦没有强制摊牌任务,而是派出兵工厂的技术人员挨家挨户的去走访,询问工场主是否能够帮助兵工厂制造大炮,他们愿意出一个高价。
但是大多数铁工场表示说他们不会造,卑躬屈膝的推辞了。
最终有57家铁工场承接了这些订单,有的是相信官府会按照约定掏钱,有的则是抱着其他的心态,或者不敢推辞,或者比较认可官府,总之他们一开始是出于很复杂的心态跟官府合作的。
但是这57家铁工场很快就发了大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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