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先是财政权上,朱敬伦不再给尚书省下限制,无论多大的财政拨付,只要尚书省认为合理,他们都可以自行决定;另外是外交权,之前朱敬伦在大政外交上基本上是亲自来抓,因为他确实有这方面的经验,而陈芝廷政府实在是陌生;最后是将司法权力也完全移交,之前各种法律基本上都是朱敬伦亲自抓的,但现在只要尚书省认为有必要出台新的律法,朱敬伦闭着眼睛签字,根本就不看一眼。
唯独军权还牢牢掌握在朱敬伦手里,但已经开始让政府对军队有一定的限制了,比如军队的预算问题,基本上全都交给了尚书省来审核,朱敬伦不加干涉也不给政府施压。
下放权力之前,朱敬伦处理了最后几件重要的事情。
首先就是军队的事务,军权是不敢交给别人的,这是关乎到这个国家基石的问题,不由得朱敬伦采取保守的态度。
让政府对军队有一定的制约,是目前能做到的极限,至于让军队听命于政府的问题,目前并不在计划表上。
大明的军队客观来说已经很强了,但跟最先进的西方军队相比,还有很大的差距,或许打一下二等的意大利等国军队没问题,但是跟英法等最强大的军队抗衡,还有差距,差不是差在士兵的技术问题上,训练这种东西大明军队已经完全引入了西式方法,差距主要是军队的管理和军官的素质。
大明军队引入了参谋制度,引入了独立的后勤、财务制度,但军官素质达不到要求,管理依然比较混乱,大明军队还远远称不上是一架战争机器,充其量也就比清军强大一些,跟英法相比还有差距,更不用说跟精密的普鲁士軍队相比了。
军官素质又差在两方面,第一是他们科学管理的基础太差,让一个个过去连数学都没接触过的军官,直接转换成基于数字的精确管理上,实在是不现实的事情;第二则是他们自身的思想问题,尽管通过学习西方,大明军队的战斗力提升是有目共睹的,但依然有许多军官鄙视西方,鄙视西方,就不可能诚心诚意的吸收西方在十九世纪爆发的现代知识,迟早还是要落后的。
朱敬伦觉得,他之前能在国内做的已经做的足够好了,他建立了军校,让大多数中高级军官都进军校学习过,但是学习的效果他无法保证,军校无法影响的正是他们的思想,另外军校中主要的教官,也只是瑞典等欧洲二流军事国家的军官,水平也有限。
所以北亰之战过后,朱敬伦就开始选派军事留学人员,他没有精挑细选,而是直接一刀切,凡事年龄在三十岁一下的军官,全部派去西方,派到各个国家去,经过外交沟通,英国和瑞典、丹麦和德国一些邦国,都很愿意接受中国军官到他们的军校学习。
之所以让几乎一个断层的年轻军官都去,是因为鄙视洋人的思想是普遍存在的,不是个别人的行为,因此干脆将学习能力强的年轻人都派去。让他们切身的看到欧洲在这个时代的先进性,看到欧洲军队在这个时代展现出的碾压其他地区的战斗力,用事实来打击他们的盲目自信。
朱敬伦不希望国人面对西方的时候的盲目自卑,他也不想看到自己手下的官员那种盲目的自信,不管是自卑还是自信,只要是盲目的,就是不客观的,他追求客观,实事求是。
在这种一刀切的政策下,不但大量的中低级军官不得不去西方,连一些高级军官,比如文鸢这种统领级别的军官,都得去西方走一遭,不得不说大明军队实在是一只年轻的可怕的军队。好处则是,这次选派,几乎包含了各个级别,一旦他们回国后,会带来一股从上到下的新气象。
军事问题之外,还有一桩法律问题,拖延日久的对侯进和张千山的审判工作。
这俩人身上的罪名是谋反,即便是这样的重罪,目前依然要走法律程序,由广州最高法官亲自审理,同时允许他们雇佣律师辩护。
张千山事情做的稳妥,始终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有谋反的意图,无论是他说的话,还是做的事情,都无法证明他当时确实谋反了,说话方面,他自始至终对所有人都说,是为了保证朱家江山,他进兵广州是因为保住朱敬伦儿子的继承权,担心有逆臣谋反。
唯一的破绽是张柔没给他写那封信,也就是说张柔并没有怀孕,而张千山假托女儿写信告诉他自己怀孕的事情。可是在审理过程中,张柔出面作证说,她确实写信了,张柔表示她当时大夫诊断自己怀孕了,所以写了这封信,结果发现是误诊。
显然张柔做了假证词,这不是朱敬伦让她这么做的,朱敬伦恨不能让张千山这个搅屎棍子伏法,但张柔是张千山的女儿,在最关键的时候,她选择了救自己的父亲,朱敬伦又能说什么呢,这是人性,他甚至都无法以此苛责张柔。
张千山因为朱敬伦的妃子张柔的证词被无罪释放。
侯进的审判就更麻烦了,侯进是军方元老,还是朱敬伦的兄弟,这是外界公认的。
朱敬伦也从没想过要杀侯进,杀了这个人影响太大,尽管这个人没什么本事,但是他身居高位,最关键的是他的身份很特殊,他是朱敬伦起家时候就跟着朱敬伦的,在朱敬伦起家之前还跟朱敬伦一起打过仗,是别人眼中朱敬伦的生死弟兄。
如果侯进被判死罪,确实能够彰显法律的权威,让大家对法律感到恐惧,连那么显赫的认为都得伏法,谁还会怀疑法律的力量呢,就好像萧朝贵杀父母立威一样,太平军士兵的纪律性比清军更强。
可是一旦杀了侯进,外界还会把朱敬伦看作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,朱敬伦必须在法律权威和自己这个皇帝的威信之间进行巧妙的周旋。
如果是西方社会他就没有这么多烦恼了,即便是一个亲王犯罪了,该流放流放,没人会说什么,西方人连皇帝都可以流放,更别说其他了。但这是在中国,在一个人情社会,中国的皇帝也不是西方的国王能够相比的。
东方的皇帝不但是政治领袖,还是宗教领袖,是天子,身上肩负的是政权和神权双重色彩,一旦大家认为自己的皇帝是一个冷酷无情之人,这不利于一个包容的政治氛围形成。
所以对侯进的审判一直让朱敬伦很头痛,最后无论怎么判决,似乎他都要损失一些什么,不是法律的权威就是他个人的威望。而两者他都损失不起,不是他好面子,不想让自己的权威受损,而是他很清楚,在中国传统中,皇帝的威望对国家的稳定意义大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,在中国历史上,凡事皇帝威望高的朝代,就更稳定一些。比如宋朝,虽然皇帝的权力收到臣子的削弱,可事实上宋朝政治相当稳定。明朝皇帝的威望不足,哪怕明朝军事力量更强大,但明朝就是更混乱一些。
其中的原因很简单,宋朝臣子们更认可君王,认为君王开明,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,所以他们更主动,更积极,内斗更少,而明朝的臣子,国家主人翁精神少的多,当官就更是为了争夺个人利益,所以官场斗争比任何时代都更激烈,可以说明朝不是毁于农民起义,不是毁于满清入关,事实上是毁于党争。
朱敬伦是一个骄傲的人,他的野心很大,他要将中国政治带到自古以来的最高程度,但不能一蹴而就,首先他得保证在无法突破传统的情况下,让中国政治可以达到宋代的稳定程度,所以目前他的个人威望极为重要。
权衡之下,他最后做了一个折衷的考虑,他自始至终没有干涉司法的运行,让皇权尽可能的尊重了司法。但是对判决结果他进行了干涉。
张千山某犯罪不成立,侯进自然也没有谋反,但跟张千山不一样,侯进最后还是被定罪了,他身上还背着克扣军饷的罪责,在大量勒索军饷的现实下,他的罪行很清楚。
克扣军饷是重罪,朱敬伦对此很严厉,死刑是跑不了的。但是当宣判结果出来后,朱敬伦不等执行,就发出了一封特赦诏书。
他有这个权力,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领袖,哪怕是美国总统都有特赦的权力。
但特赦得有说得过去的理由,朱敬伦给的理由是,侯进于国有功,侯进作为军事统帅之一,确实在大明建立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,哪怕他本身没什么本事,但是大明的军队够强,或者说清军太弱,但展现的就是他的功劳。
将功折罪,也算是传统了。
因此最后尽管有一些不满的声音,可是法律的尊严保住了,法律的尊严在于他有权力审判任何人,而不在于是不是能够裁决所有人的命运。至少让人看到了,即便是侯进那么位高权重的人,也必须经受司法的审判。
但为了平息众怒,朱敬伦接着宣布流放了侯进。
大明现在唯一的流放地,只能是阿拉斯加。
侯进都流放了,对于朱敬伦一向不喜欢的张千山,他干脆直接任命张千山作为总督,也打发去了阿拉斯加这个殖民地去了,跟沮丧的侯进不同,张千山似乎对这个任命颇为满意,乐呵呵的去赴任了。
除了这些遗留问题,朱敬伦的私事也有一些,最重要的是婚姻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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