缫丝业遭遇的危机,让政府极为紧张,尤其是工部,这几年陈启沅力推缫丝业,为此甚至跟好几个部门闹的不愉快,跟兵部争夺兵工厂,是为了给缫丝业提供技术支持,跟刑部争夺邮传部是为了得到铁路控制权,给生丝运输提供保障,当然这都是借口,其他部门都认为这是工部这个清水衙门在争权,所以对工部很不满。
以前没办法说,上面有皇帝的支持,现实中工部的产业也大幅度提高了财政收入,所以他们没有打击的理由。现在缫丝业危机,他们就可以借题发挥了。这让陈启沅感到异乎寻常的压力。因为在他心里,果然还是当官更重要,他对政治前途的看重,远在经营产业之上,甚至现在经营产业,已经彻底沦为他获取政绩的途径。
因此看到缫丝业危机,他第一时间就开始寻求各种支持,动员工部能动员的一切力量,他先是得到了尚书令和皇帝的支持,为缫丝业求到了一年的免税待遇。还得到了政府融资,为陷入困境的缫丝业提供紧急贷款。
在工部想尽办法的帮助之下,缫丝行业经过痛苦的调整,三个月后才摆脱了危机。
这时候国际丝价有所恢复,从一开始的爆跌三成以上,变为下跌一成。最关键的是,丝绸出口市场的重新恢复。
法国卷入战争,尤其是一个月之内就遭遇了参拜,普鲁士軍队大举入境,大军逼近里昂,里昂全城百姓不断祈祷,奇迹发生了,普军没有攻击里昂,而是转移了。但是普鲁士軍队入境,对里昂的丝织业打击巨大,一时半会不可能恢复。
由于法国丝绸生产的瞬间停顿,造成了广東生丝的大量积压。但经济市场是有弹性的,法国丝绸生产限于停顿后,大明的丝绸生产都在扩大,更不用说本来就拥有机器织稠产业的西方国家了。英国、美国的丝绸业在高昂价格的刺激下,开始扩大规模,工人加班加点,他们大肆吞并法国的丝绸市场份额,同时也吸纳了法国之前的生丝进口份额,因此国际生丝市场再次恢复,只不过从法国转移到了其他国家,英美是最大客户,另外比利时、荷兰甚至俄国都扩大了进口。
而大明的缫丝业也完成了调整,大批过去财务制度混乱的缫丝厂,都整顿了他们的财务,请了专业的帐房,而不是数学本来就不精通的乡绅自己管账。另外也采取了削减工资,压低蚕茧收购价格,以及降低产量的方式。这才终于度过了难关。
总的来说,这不是一次度不过去的经济危机,只是一场人为造成的市场波动而已。而且法国丝绸出口和生丝进口,对世界市场的影响力并不相同。
不像丝绸生产,法国是统治级的,生丝进口法国虽然也是第一大国,但是并不比英国大太多,因为法国本身就是一个生丝生产大国,所以他们对进口原料的依赖性没有那么大,同时对国际丝价影响也就没那么大,所以才让大明缫丝业避免了崩溃的命运。
另一方面则是英国和美国,以及其他国家丝绸生产的扩大,吸纳了大量的生丝原料。甚至大明飞速扩张的丝绸业,也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。
飞速发展的丝绸业,反过来稳定住了本土生丝价格的下降后,同时由于白银汇率偏低,人工工资偏低等带来的红利,即便生丝价格下跌一成,企业主发现,生丝业依然有利可图,蚕农发现,植桑养蚕依然比种地划算,一亩桑园的收益相当于三亩稻田,因此从蚕农到缫丝厂在进过短暂的打击之后,去年下半年再次开始扩张。
缫丝工厂自不用说,现在已经是一项广为人知的技术,没有什么神秘性了。
值得一说的是,珠三角地区的农民,开始不断的开辟新的桑基鱼塘,而且桑基的比例在不断提高,过去往往是六分水塘,四分桑基,现在大家有意的扩大鱼塘堤岸,将桑基比例提高到了一半甚至六成,这已经是极限了,再高的话,鱼塘里挖出来的塘泥,就无法满足给桑基施肥的肥力了。
越来越多的人开辟桑基鱼塘,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放弃稻田,在珠三角一带,普遍形成了弃稻种桑的现象,最普通的农民往往最为现实,跟那些乡绅相比,怎么能够吃得饱饭才是他们迫切需求的,因此他们为了多赚钱,乐意改变。
短短几年间,广州府一带的桑园面积,就超过了百万亩,比过去翻了一番。而且比较贫穷的粤西地区,也开始了弃稻种桑的情况,尤其是阳县一带,增长速度尤甚。哪里的百姓相对更穷,又经过农民起义的破坏,乡绅阶层势力相对弱一些,因此阻力更小,所以发展反而更快。
之所以会产生弃稻种桑这种现象,根本原因肯定是因为缫丝业带动的,这几年,大量的缫丝厂密集开工,以出口为主的机器缫丝业,去年新开工的缫丝厂就有一千家,总数更是高达三千多家,而且依然不断有资本涌入这个行业,广東缫丝业已经开始变成一个优势产业,开始在国际上形成竞争力。
另一个原因则是生丝价格稳定,广州开始机器缫丝之前,中国最好的生丝,从上海出口的辑里湖丝海关标准包1包不过200多两银子,最低时甚至只有140两左右(1包折合海关担0.8担)。
可是自从广東兴起机器缫丝之后,丝价竟然开始上扬,最初是因为机器缫丝提高了质量,后来则是国际丝价普遍的上涨所致,因为欧洲桑蚕遭遇了蚕微粒子病的流行,整个地中海区域桑蚕都连年减产。
另一个原因是英国实行金本位之后,国际白银价格连年下跌,白银价格只是二十年前的一半。但白银在中国的购买力却变化不大,这意味着对英国来说,进口中国生丝比过去划算的多。
由于汇率变化等原因,导致生丝价格上涨。从过去的200两,提高到了300两左右,可中国以白银计价的物价跟二十年前相比,变化却不大,因此在这个价格上,大明缫丝业能够承受一定程度的价格下跌,并且在价格下跌之后,依然有利可图。
所以今年虽然比较困难,但依然有四千万两的出口额,而且在年底前有可能还会增加一大块,因为谁都不认为年底前生丝价格会降,甚至有进一步抬高的可能,因为广東商人早就摸清了一条规律,每年秋季过后,丝价往往都要上升。因为对大部分地区来说,冬季是不可能出产蚕茧的。
但是对于广東来说,这简直是最大的利好,因为广東地区,几乎是全世界这个季度,还能大规模生产生丝的地区。这个时代,印度的生丝主要是榨蚕丝,产量相对稀少,无法大规模生产,对桑蚕不构成影响。因此作为一个亚热带地区的桑蚕区,广東就具有了极大的生产期优势。
桑蚕本是一种季节性的生物,江南一带的桑蚕,一般只有春夏两季能够生产,这是千年以来形成的生物规律,桑树秋季落叶,蚕种也在那个时候进入了休眠。可桑蚕传到广東地区之后,根据本地的情况,发生了适应,岭南地区桑树常年长叶,广東的桑蚕适应了这个规律,也几乎是常年都在生长。
跟江南相比,太湖一带的桑蚕每年只能产两造丝,而广東的桑蚕每年却能产七八造,甚至十造丝。
当然,生物还有一个规律,那就是生长期越长的,往往越优质。所以江南的丝往往质量最好,历史上,基本上手工生产的辑里湖丝一去世界博览会,都往往能拿到金奖。直到20世纪初期,这个地区的生丝价格,依然是世界一流,能跟意大利生产的优质生丝相比,而日本产的生丝,却要低三分之一左右。
物种是很难改变的,优质蚕种的培养,优质桑树的培育,这都需要时间。欧洲人用了几个世纪的科学育种,才在工业革命之后,能跟江南手工产品相比,而他们在产量上,几乎永远无法跟两广地区相比。
这些情况,工部现在已经完全掌握,他们还从法国、意大利聘请了不少桑蚕专家,建立了专门的育种工厂,希望培育出适合广东地区的优质桑蚕,不过目前还没有什么紧张。
但以目前的优势,广東生丝也能在世界上立足。质量上不可能跟江南比,因为那地方得天独厚,几千年来形成的优势,不可能短期内动摇。
国际分类中,江南丝的特点是白净透亮光泽圆润,是蚕丝中的上品。日本丝相比发灰,广東丝则是发黄,印度丝直接就是黄色。唯一能跟江南丝相比的,就是意大利个别地区生产的上等生丝。
这是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,中国人大概还能吃个几十年。而在享受完几十年祖宗红利之前,工部希望必须培养出自己独特的优势来。
工部聘请的法国、意大利专家,不但帮忙建立了育种工厂,从江南、广東、广西等地找来各种不同的蚕种进行杂交繁育,欧洲的桑蚕是不敢引入的,担心病毒进入。尽管已经引入了显微镜进行镜检,但大家普遍不放心。
同时,这些专家根据欧洲的经验,结合广東本地的桑蚕传统技术,规范性生产,科学化施肥、剪枝等技术,将广東蚕农的产丝次数统一提高到十造。
只是欧洲专家建议的规模性养蚕,目前实现起来非常困难,因为这意味着要跟几百万小蚕农抢饭吃,已经被锦纶堂事件吓怕了的工部,目前不敢推广这项技术。他们只是在小农户养蚕基础上,进行改进,并将改进的技术交给蚕农。
不过工部决定在广西进行示范,广西经过战乱之后,人口从700多万降低到了500万,有大量的抛荒土地,工部在哪里购买了几百亩土地,办了一个养蚕示范工厂,修建了统一的厂房,通风设备,温控设施,目前已经产出了一大批优质蚕茧。
他们希望先在广西推广,至于江南地区的桑葚鱼塘,实在是不敢动。
有丝茶两大支出产业,工部认定,未来几年大明产出还将继续扩大,尤其是生丝产业,法国的桑蚕业在未来几年内都不太容易恢复过来,大明还将继续享受这个红利,加上自身优势的不断扩大,广西桑产业的发展,缫丝业还将继续快速的发展。
至此,大明已经垄断了茶叶这个传统行业,并且在生丝产业取得优势地位,新的产业织稠业在快速发展,同时物价变动却不大,接连几年超过千万白银的顺差,竟然没有引起通货膨胀,这本身就说明资金没有流入消费领域,而是变成了老百姓的储蓄,变成了资本家的投资,用后世的理论来说,那就是大明经济正在享受一个高增长、低通胀的美好时代。
怎么看这个美好时代短期内都不可能结束,于是在缫丝业度过危机之后,朱敬伦决定启动下一轮改革,历史上的改革往往都发生在社会危机的时候,可朱敬伦觉得,那只是被动的适应,不是真正的变革,真正的变革,应该主动一些。
朱敬伦决定主动出击的攻势变革,在最好的时候进行变革,而不是等到过不下去的时候才变,不能穷则变,而要富则变。
一个国家在发展最好的时候,往往也是矛盾积累的时候,但是高增长往往能够遮盖这些问题,所以大多数国家在快速发展的时候,往往不乐意变革,甚至觉得自己的体制就是最好的,不需要变革。
可是一旦增长结束,遇到困境的时候,这些矛盾就一下子暴露出来,这时候想变革了,却发现问题已经积累的很深,有的国家经过痛苦的改革,成功的挺了过去,有的国家则永远的倒下了。
古人云,穷则变,变则通,显然古人也是这个思路,山穷水尽才会想到变革。
朱敬伦始终看到了那些问题所在,但是由于反对的力量太强,他只能按兵不动,但现在社会开始了快速发展,他反而认为改变的时机到了,不是他不顾虑那些反对力量了,而是他知道,一个国家在快速发展的时候,往往更能承受压力,这时候变革的成本其实是最低的。
退一万步讲,这时候变革风险也是最低的,因为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,是在他的高速增长的时候崩溃的。
朱敬伦决定抓住这次机会,将以前想做不敢坐,必须做却不能做的事情做了,他这次要深入这个古老国家最根本、最敏感也最稳固的核心:
那就中国的乡村社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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