军官们的建议,朱敬伦认可了一部分,比如行军事期刊,鼓励军人研究和写作,这是在打造一个軍队自主研究和学习进化良性制度,軍队是必须持续不断的改进,才能保持活力的一个组织。天籁小说ww
但是对于他们描述的,最为重要的,建立各种军事学校,朱敬伦却不认可。
因为这些军官建议,应该建立起从小学到大学的一整套军事学校,这种在西方军国主义文化影响下展出来的军事教育制度,在这个时代很普遍,而且在西方是受到贵族的追捧的,很多贵族子弟,从小学到大学都在军事学校学习,最后成为军官。
后来日本模仿了这种教育制度,在日本建立起了一整套军事教育制度。民国时候,中国又从日本引进了这套制度,袁世凯时期建立了大量的军事小学、大学等。
但朱敬伦认为,军事教育不应该脱离普通教育,不是自成一系,让军事文化跟外界脱节,完全形成一个封闭的文化,这种文化容易滋生处毒瘤,日本就是例子,军人根本不服从政府的调动,自行其是,把国家卷入了战争,试想如果当时日本軍队不急于求成,而是按照文官政府早就定好的政策,一步步蚕食中国,也不跟美国作战,那么日本恐怕真的能够染指东亚大陆。
同样的道理,如果不是民国引入了这么一套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,很难说后来军阀混战会那么严重。要知道,当时各大军阀,绝大多数可都是从这些学校里走出来的。
朱敬伦告诉军官们说,军校可以建,而且可以多建几所,但是只能在大学阶段,然后跟民用教育对接,从庞大的社会教育体系中吸纳人才,这样軍队和民间的思想是沟通的,这有利于军人保持亲民,否则很容易形成军国主义思想。
第二项是参谋制度,这些朱敬伦之前就做过,但是并没有形成体系。可以说徒具其型,根本原因是参谋部没有形成威信,有时候一项制度的形成,跟某个英雄人物也有很大的关系,如果普鲁士不是出了毛琦这样一个厉害的参谋长,很难想象普鲁士会变成参谋长管理軍队的模式,要知道法国、英国等西方国家可都是有参谋部设置的,但是其他国家的参谋部基本上沦为軍队的附庸。而在普鲁士,则是参谋部说了算。毛琦让这套制度形成,那也是经过斗争的,因为他个人能力强,是因为他这个人,普鲁士参谋部拥有了越来越强的权力。
想象一下,法国马克马洪那样的元帅,可能接受一群从军校中毕业的学生指挥他吗?
大明也是一样,理论水平高的参谋,根本就压不住侯进、黑狗这样的元老,参谋也就沦为附庸了。
但是参谋长压不住,朱敬伦压得住,改变的方法就是,让总参谋部直接向皇帝负责。
在武器装备上,朱敬伦向来也是很重视的,不用这些专业的军官提醒,他也知道武器装备的作用,让这些军官惊喜的是,装备改革,在大明军队中已经生了。
克虏伯的大炮不用说了,现在正在全面换装。
至于步枪,毛瑟兵工厂三年前建立,去年毛瑟兄弟就将他们在德国几年前就设计出来的步枪付诸生产,但是俩人的兵工厂初建,规模还太小,到目前为止总共才生产了一万多只,完全不能满足大明軍队的换装要求。
但毕竟在进行,只需要想办法让他们扩大生产而已。
还有交通运输的改革,朱敬伦之前修建铁路,打着也是军用的幌子,以军事价值来证明征地的合理和合法性。
但是深度还远远不够,普鲁士的铁路建设,在一定程度上,甚至是軍队推动的。
毛琦很早就对铁路的军事价值产生了兴趣,早在1842年他才升为少校,在柏林第四军参谋部供职时,他就参加了汉堡铁路的管理,认真研究了铁路技术在战争中能起什么作用。
后来当他成为总参谋长,他开始推动整个北德意志铁路的建设,大量铁路都不是考虑经济价值,而是以军事价值作为最重要的参考,结果普鲁士的铁路线前展,甚至过了整个法国的铁路里程,而普鲁士的人口、经济显然跟法国不再一个量级上。铁路建设,反过来推动了经济展,那则是附带的效应,不是主要目标。
而且铁路标准必须统一,不但统一铁路建设的标准,而且统一铁路管理的标准,所有的铁路都必须使用统一的时刻表,这在四分五裂的德国具有重要意义,让时刻精确到每一列火车,这样在战争爆之时,只需要查时刻表,軍队就能掌握每一列火车的位置,方便他们制定运兵的计划。
同时軍队要高度参与铁路运输,一旦战争爆,铁路将归軍队管理,軍队需要拥有管理整个铁路网的能力。
总之就是修铁路是在軍队推动下修建,与军事化管理对接,必要时候直接由軍队管理。
交通运输的军事化涉及面很大,但却还不是最难的,最难的还是动员体系。
大明的軍队都是招募的,相当于西方的募兵制,欧洲的英国和奥地利是两个典型的募兵制国家,问题是,英国不是6军强国,奥地利则完败给了义务兵役制的普鲁士。
可如果大明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,实行了义务兵役制之后,那么軍队数量将会过欧洲所有的国家,这一点让提出这个建议的军官都感到有些不现实。
可是朱敬伦却接受了,他觉得军事化,对一个农耕民族向工业时代转变,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。
试想一下,要在小农的体制下,诞生出规模巨大的工业管理能力,这现实吗?
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在工业时代如鱼得水,很快就展起来严密、复杂的工业管理方法,一个很重要的因素,就是他们的军事制度,因为经常爆战争,大多数人都有军旅知识。
在农业时代,唯一能够让人接触到大规模、精细化管理的事务,往往就是军事组织。
但如何在大明实行义务兵役制,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,必须找到一个合理的方法,否则财政根本负担不起,大明不可能像普鲁士那样,成为一个亚洲兵营。
跟朱敬伦谈话结束之后,大批军官开始制定改革计划。
这些军官数量庞大,而且包含了各个层级,从最高的统领一直到底层的旅帅甚至营官,人数高达三千多人,分散在法国、德国和丹麦三国学习,因为一个国家根本容不下他们。
现在他们回国之后,很快就在各个层级,形成了一股改革的思潮,他们有改革的想法,朱敬伦则给他们提供支持。加上本来大明的軍队,就没形成什么传统,组织体系也比较散,高级将领最多能够统领到军一级,也就是一万人。
平时分驻在各地,打仗的时候,临时任命某一个军官为大统领来掌控全局,这有点类似明代早期的总兵制,总兵在那时候不是一个常设职位,总兵官是临时设置,最开始的时候,都是常遇春、徐达这样的元老在战争中充当,后来晚期才变得不值钱,成了常设军官了。
因为没有常设的总司令、总兵官一样的官职,所以軍队中也就不可能形成某个尾大不掉的大将军,不可能形成军阀。所以朱敬伦推动改革的话,基本上很难有力量反对他。加上从上到下都有改革派渗透,改革就更没有反对的声音了。
其实最重要的是,这个改革并没有影响到任何人的利益,既没有要降谁的职务,也没有收谁的权力。
所以军事改革很顺利的就展开了,甚至没有形成讨论的热点,民间不太关心,因为大家不太懂这个,官场呢,则因为軍队一直都是朱敬伦亲自主掌,文官集团也不关心,因此这是一个关起门来的改革。
任命文鸢为总办,筹建改革委员会,一年之内要进行全面的组织调整,这件事不能慢,慢了才会出事。
很快一个由高中级军官组成的改革委员会就成立起来。
文鸢是总办,邓世才等高级军官都是会办,其他军官则是协办。
他们在欧洲学习期间,学到了大量的理论知识,互相之间也进行过多次讨论,有大量的心得笔记,现在开始付诸实施,一个个热情高涨,几乎彻夜讨论,恨不能一夜之间能把所有的想法都落实。
总章程很快就拿了出来。
大明的军事体制,显然无法应对大规模战争,他们认为这跟法国之前的军事弊病相似,那就是太过于分散化。
法国在普法战争之前,由于主要面对的是殖民地战争,在持续多年的殖民开拓当中,它已经变成了一支剿灭分散游击队为主的治安军。
主要特征是,除近卫军外,平时不设军、师两级编制,战时才开始仓卒编组军、师级编制,根本不能保障部队应有的协调,这是法**事脑机关一个重大失误。
因为没有常备大兵团,所以法国事先没有制定大兵团作战的周密战争计划,仓卒制定的计划存在着很多错误,如动员和集结部队的时限规定不当,缺乏大兵团经验的法军在集结和运动中出现许多失误,运行不畅。
可以说战前的法军,根本不是一支一直在准备全面战争的军队,小规模战斗经验丰富,大规模作战无法统辖,这才是他们失败的最大原因。
因此大明軍队需要组建大兵团,采用的方式是军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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