暴力事件主要发生在番禺、顺德和香山三县,都算是珠三角地区经济富庶之地。
因此这三地的乡村自治组织更为活跃,乡绅有钱自然愿意捐助,各种福利性组织,什么善堂了,义学了,救火会了等等组织都能办起来。
但他们用来包围学堂的组织,则是一个将这些效仿、慈善等组织囊括在内的组织,乡村自治的中坚机构——公局!
公局本来的含义是“公同办事的机构”,在嘉庆、道光年间甚至更早,广东乡村就出现了公所、公局等士绅控制、管理的机构,也有用社学、公约等名称的,他们拥有武力,行使缉捕、稽查等权力。比如香山县,在嘉庆年间为防堵洋匪张保仔,“邑城郑敏达等七姓”捐资创设固圉公所,又名附城公所。1806年,该县小榄士绅何应魁,为防御海寇郭婆带,“捐金五百为乡里倡,设公约,分置巡船卡口,建碉台,督勇昼夜堵御”。道光年间,该县隆都士绅郑瑞芝主持隆都局,“鼓励丁壮,严密巡缉,屡擒剧盗”。该县大车乡士绅林谦,因庚子年(1840年)“英吉利以禁烟启衅,奸宄乘之”,“谦告县集众于云衢书院,立章程,严堵御,东乡赖以安”;年,“西粤贼起,蔓延东省”,林谦“于是分东乡为六局,督乡团,察游匪,设总局于邑城之东”。不过,这类机构多因战乱而设立,由于经费及其他原因,事平后便解散或停办。
这种公局机构发展的巅峰时期,还是咸丰之后的一段时期,主要就是地方不太平,大批乡绅为了保持地方稳定,防备太平军和天地会起义泛滥,捐献大量资金,建立了大批乡勇,这时候他们才开始拥有了相对正规的武力。
“臣请裁撤团练公局!”
由于这次事件,正是那些曾经组织过乡勇的公局所为,礼部尚书龙元喜请示朱敬伦,要求裁撤地方公局。
反倒是刑部尚书罗天池在一旁眼观鼻鼻观天,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。
这是有因由的,因为公局就是龙元喜极力保留下来的,早在朱敬伦扯旗造反之前,他就已经在顺德县规范了地方公局机构。
龙元喜是顺德乡绅,当时英法联军攻打广州,他在顺德编练了大批乡勇。之后咸丰皇帝担心地方势力做大,不肯给经费,他多方奔走,希望能够保留这些乡勇,一方面有这些武力,是他个人的资本,另一方面这些人还能保护地方安稳,同时裁撤的话,反而会落草为寇,大大不利于地方太平。
在龙元喜的努力下,“访各乡绅士,由县札办乡局分理捕务”,在县城设立了团练总局,建立了从县一级到乡一级的公局体系,县的团练总局接办了原本官府主要承担的捕务和捕费等。
朱敬伦能选择龙元喜当礼部尚书,并不仅仅因为是他是前朝官绅,更因为从中看到了此人处理事情的能力,尤其是这种创设制度的能力,让他格外认可。
后来朱敬伦建立大明,这种乡绅公局机构对他能够迅速稳定地方,是起到客观作用的,所以他不但在之后没有取消这种组织,反而推广了这种组织,就让龙元喜主持,在各地建立了县公局,统领各乡的公局。
这些年来,这些公局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的,在官府投入相对较小的情况下,这些公局负担了稳定地方,沟通官府的作用。但另一方面,公局也在制约官府权力,尤其是在县城一级,在缉捕盗贼、司法管理方面,跟各个县衙常有冲突,普遍存在公局滥用死刑现象,因此之前刑部多次要求解散公局,都被龙元喜强势阻挡,认为这是刑部在为自己的无能寻找借口。
但这次反倒是龙元喜自己要求解散公局了,就是因为这次公局围攻学堂,不但摧毁了相当多的乡村学堂,而且还打死了好几个保护学堂的警察甚至是士兵。这已经形同反叛,龙元喜知道这种组织已经不可能让任何官府容的下了。当年咸丰不肯让公局继续统领乡勇,朱敬伦显然也不可能容得下这种带有武装性质的组织。
朱敬伦并不急着做决定,反而是让刑部尚书先介绍一下情况。
刑部侍郎罗天池很快详细的汇报了一遍。
爆发事件的县,主要是番禺、顺德和香山三县。
这三县中,香山县由于靠近大海,历来就是公局势力强势的地方,早在乾隆时期,甚至明代,就有地方乡绅组建乡勇对抗海盗的传统,因此他们更善于组织武力。番禺县则是在英法联军攻占广州期间,组建了大批乡勇。顺德县的,正是龙元喜组建的。
而这次砸毁学堂,打死打伤警察士兵最多的县,则是番禺县。
番禺县分捕署和各司,下属的茭塘司的南洲局、彬社局、岗尾局、石楼局、赤山局;沙湾司的仁让局、石桥局、萝西局、鳌山局、韦涌局、古坝局、龙湾局、沙亭局、沙圩等乡十三所公局,都发生了包围学堂事件,显然这不是孤立事件,而是一次有联系的集体行为,任何时代,任何国家都会当成叛乱来对待。
“南海县的情况如何?”
这三县经济富庶,乡村多是桑葚鱼塘,土地肥沃,城市中也有大量缫丝、织稠等现代工业,但是最富庶的,还是拥有佛山这个不输给广州的商埠的南海县,但是南海县的情况反倒比较好。
罗天池汇报说,南海县也有包围学堂的情况,但是数量很少,而且在当地乡绅的劝告下很快就散去了,也没有出现打死人的情况。
朱敬伦点了点头,说起来这次公局包围学堂,其实并不是公局组织集体反叛,而是公局组织自身的失控,显然其中有一批乡绅对官府的教育改革已经不能容忍,但是也有一批人比较理智,不愿意跟官府对抗。
这些乡绅对教育的怨言,由来已久。几年前,就是他们的怨气,被曾国藩所激发,才兴起了自行办教育的热情。曾国藩名声扫地之后,他们很多都自暴自弃,放弃了那些学堂。但是心中的怨气不但没有消失,反而积怨更深。
这两年来,乡村教育出现了巨大的挫折。先是五年前,利用曾国藩鼓动乡下乡绅阶层修建了大量的孔庙式学堂,当时一度学童入学率超过了八成,可谓形势一片大好。
但是前年曾国藩在天津教案问题上,牺牲了他这么多年来积累的威望,一下子变得人人喊打,加上现代传播方式的推波助澜,曾国藩俨然成了儒道的叛徒,曾国藩这面旗帜的倒下,大大影响了乡绅阶层对教育的关心。
当时掀起了一波砸毁学堂的逆流,朱敬伦后来不惜动用軍队才压制下来,不但接管了这些学堂,而且派下去了受过培训的教师,彻底完善乡村教育。
朱敬伦以为,是乡绅阶层抛弃了对乡村教育的主导权,所以改革应该不会遭遇抵制。
可事实上,此举等于是将乡绅阶层,彻底的从乡村教育领域排挤了出去,而他们主持这个领域的传统已经持续了几千年,这些人的内心有多么失落,甚至会让他们感觉到被时代遗弃的感觉,那么做出什么事情来都不意外了。
朱敬伦突然发现,似乎是改革带个旧阶层的失意太多,将他们抛弃才产生的矛盾,这是任何改革都很难避免的情况,但却是朱敬伦始终尽力弥补的情况,他总是希望将旧阶层带到新时代,看来至少在教育领域,他失败了。
朱敬伦心中都不免有些失落。
但他同时又有些感慨:“闹到现在这样子,虽说滑稽了一点,但这恰恰说明了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,而不是耻辱。”
他自己都没想到,教育问题闹到最后,竟然出现了暴力对抗现象,在欧洲发生不了这种事,在日本也发生不了这种事,但是在中国发生了。
最根本的问题还是,大家对教育权力的争夺,这本来就说明了教育在这个国家的意义。毫不夸张的说,教育对这个民族,是带有其他国家对宗教的那种感情的。
因为重视,所以才都想按照自己的理解,自己的观念来控制教育的话语权,才产生了巨大的冲突,这不是愚昧,不是保守,而是一种信仰,当年满清动了汉人的头发和衣服,就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,试想当时如果满清敢动教育,恐怕引起的反弹不会比剃发易服小,让中国人不穿宽袍大袖,让中国人留辫子,他们会造反,让他们不说中国话,不写中国字,他们更会造反。
这才是这个民族最伟大的地方所在,他们极为看重文化。反观全世界各国,普法战争后,都德写了一篇《最后一课》将被割让给普鲁士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法国人,以后不能写法文,说法语的那种失落表达的淋漓尽致,但是这两地在之后的几十年间却没有因此而爆发起义。
日本人统治了东北和台湾之后,开始大肆推行日语教育,废除中文教育,但是大量民间力量自己办教育,甚至大批人往内地逃亡,就是为了保持子孙后代中文教育的权力。新加坡在李家时代,废除了华文教育,遭遇的批评同样不少。但依然无法阻止新加坡的华文教育,家长让孩子参加各种补习班,跟大陆的奥数热情似的。
所以几千年来,国家政体有被灭亡的时候,但是中国文化始终保存了下来,同样被蒙古帝国灭亡的许多中亚古国,后人只能在地下挖掘他们过去的印迹了。
至于公局攻击学堂的行为,主要问题不是乡绅阶层的不满,主要问题在于,他们为什么有能力攻击学堂,他们为什么要选择攻击学堂。
这才是朱敬伦更关心的,他们今天可以攻击学堂,明天就能攻打官府,后天就能够攻打京城,这是处在变革期的国家不能够承受的。
“那些乡勇是该裁撤了。”
朱敬伦叹了口气,之前这些乡勇没有裁撤,而是改组成了缉捕盗贼等维护乡村治安的力量,可只要是力量,就不光能用来维持治安,也能用来破坏治安。现在看来,乡绅阶层还没有那么理性,他们没有谨慎使用军事力量的自制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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