盲目、狂妄,自认为天下无敌,热衷于使用暴力,这些都是军国主义的特征。
比较典型的是普鲁士德国以及推崇和模仿普鲁士的日本,但事实上,近代大多数国家,都或多或少的带有一些军国色彩,这是跟历史大环境分不开的。
刚刚从习惯使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中世纪走出来的欧洲国家,很显然不可能诞生什么其他解决问题的思路,英国作为最先进的国家,发明了现代外交概念,中国则在漫长的历史中,认为对待夷狄应该怀柔,采取经济手段控制周边游牧民族,尽管中国没有诞生系统的外交概念和程序,可依然是有一种和平解决问题的思路的,这种和平的态度,不够激烈,不够热血沸腾,但却是成熟的表现。
什么样的国家容易爆发军国主义,会极度强调军事,重视军事,一定是那些有过漫长的屈辱史,经常作为军事入侵的受害者的国家,才会形成这种思想。
典型的是普鲁士,经过两次世界大战,虽然德国都打输了,但是德国人的军事表现,有目共睹,因此在全世界都有海量的拥趸,认为德国不是输在战斗上,只是综合国力不如人。但翻开欧洲历史,普鲁士或者整个德国,反而是欧洲被欺负的最惨的国家之一,仅次于波兰,甚至普鲁士历史上,长期必须作为波兰国王的封臣存在,普鲁士诸侯见到波兰国王,还需要跪拜。
司马迁说,“耻辱者,勇之决也”,屈辱往往是让一个国家,一个民族,甚至个人自强不息的原动力,中国有无数成语描述这种现象,什么知耻而后勇,知耻近乎勇等等。
因此普鲁士这种长期被人凌辱的国家,非常具有自强的精神条件。
日本的军国主义则有些古怪,因为历史上,他们很少遭受外来侵略,多数时候他们都是一个施暴者,在朝鲜半岛跟中国王朝先后打过两次仗,虽然都输了,可并不是大陆国家去侵略他们,而是他们主动进入了大陆。
可这样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中,却带有强烈的耻辱文化,日本的耻文化跟忠文化,基本上构成了日本的两大精神支柱,切腹就是一种不甘于受辱的现象。强烈的耻文化,让日本在没有真正遭受过实质性侵犯的情况下,天然带有一种受害者心态,好像别人都亏欠了他,因此民族性情中带有一种偏激和贪婪,事实上没人亏欠他们,欺辱日本人最狠得,只是他们自己人。
日本民族这种天生的受害者心态和耻辱感,仅仅一点点精神刺激,他们立刻就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和需要自强的意识观念,于是在学习普鲁士军事的同时,很容易就接受那种军国主义。
而中国历史上,虽然绝大多数是强大的,只在元清两朝主体民族丧失了独立性,被草原民族征服,但漫长的历史上,远超任何国家的富裕,却让中国成为侵略的重灾区,因此中国其实是一个真正的军事入侵的受害者,中国人更应该具有受害者心态。
但反而是中国人这种受害者心态不是很重,显得平和宽容,往好了说这叫大国民气度,往坏了说叫做麻木不仁,没有骨气。
总之在这种情况下,大明軍队中也出现了军国主义,还是让人挺意外的。
当然这种军国主义,也跟国民精神一样,并不是很激烈,真正让中国人民族性格激烈起来的,其实还是清末民国一次次遭受外敌入侵,尤其是日本人的入侵,可谓是打造了中国民族的现代性格,甲午战争对中国人心理的冲击是巨大的,但甲午战争受影响的只是一些文人士大夫,而且他们也没有对日本报以仇恨,而是真真正正开始正视现代文明的威力,开始学习日本了,在日俄战阵期间,掌握舆论的中国文人其实是支持日本人的,号召大家给日军捐款捐物。
直到抗日战争,才真正让中国民族的民族主义觉醒,也才真正让中国民族把日本人给恨上了。
现在的大明显然还没有诞生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,老百姓甚至文人士大夫的世界观更多的是一种皇权臣民观念,民族观念有,但不够强烈。西方式的现代民族观念强烈的,还是那些最早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新派人物。
现在在大明軍队中掌握权力的中高层军官,显然就属于这种人物,因为从大明建国的1866年,一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后,他们一直都在欧洲学习,长达五年的学习经历,浸染在欧洲近代军国主义文化中,他们难免沾染了这种精神,而且并不以此为恶,反而将其看作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浓厚的尚武精神。
很多人对比了中西方文化观念后,也认为中国人麻木不仁,在满清的统治下屈辱顺从,不知道反抗,认为这种麻木不仁,就是因为丢失了祖先的尚武精神,于是在打着恢复尚武精神的旗帜下,军国主义就被他们万分推崇起来。
这些军官回国之后,很快就掌握了实际权力,对大明軍队进行了深刻的变革,采取军区制,组建大兵团,建立预备兵员,这些西式军事革新。还看法各种军事期刊,报纸,鼓励军人写作,而这些中高级军官又通过他们的文章,将从西方沾染的军国主义思想,用尚武精神的概念推广开来。
于是民族主义,军国文化开始在軍队中先爆发开来,大批接受过教育的新兵,在軍队中很快就沾染了这种精神,他们的诉求自然而然就变成要求北伐中原,驱逐鞑虏,光复汉人江山。
在軍队之外,民间反而依然保持着一种平和的心态,即便是王韬这样的启蒙思想家,也只是认可西方文明中的优点,反对盲目的排外,主张批判性的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和思想,真正到了完全否定自我文化,那还是五四时期的事情了,鲁迅等一批激进的文化分子,把自己的文化批评的一无是处,甚至认为只有废除中国文字,才能拯救中国。
盲目的排外不对,盲目的否定自己肯定也不对,现在这种平和的心态其实很好,一方面有人能够看到西方的先进之处,一方面还能够保留自己的优秀品质,也算是朱敬伦一直着力引导的目标。
只是万万没想到,自己亲手掌控的軍队,反而率先变得激进起来。
但想起来,这似乎也是必然而然的事情,一群年轻气盛的少壮军官,突然被送到欧洲军事最强大的英法等国,一待就是五年,他们真真正正的看到了西方强大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制度,如果不沾染上一点不太好的精神,那才是怪事。
再说了,军国主义问题,也得分两面看,站在历史的角度,这不是一个好东西,因为他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。
可站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下,军国主义也未必不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。
西方国家哪一个不带有军国主义色彩,法国这样的共和国,当一战爆发的时候,满大街的年轻人欢声雀跃,庆祝自己伟大的祖国跟死敌德国宣战了,可想而知,如果没有这么激烈的民族主义和军国精神支撑,法国怎么可能抵抗强大的德军四年的攻击,二战时期他们可是一两个月就投降了的。
19世纪是带着中世纪野蛮残余的工业化的欧洲,将使用暴力解决问题的野蛮风气强加给了全世界,将世界带到了野蛮血腥的黑暗丛林时代。这个时代,一切都是军事实力说了算,没有人讲公理和道义。
在这种情况下,如果中国民族不能用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等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,那又如何在这个黑暗丛林时代保护自己。
所以看到軍队产生了军国主义倾向的时候,朱敬伦并没有打算阻止,他唯一担心的是,军国主义思想中的盲目、野蛮和非理性现象。
这种盲目自信会让軍队过于轻视敌人,一战爆发的时候,法国、德国的年轻人都在大声欢呼,都认为自己可以轻易的打败自己的对手,就是这种盲目自信的心态使然。
这种情况,其实朱敬伦已经发现了苗头,在跟法国在越南问题上冲突的时候,他询问过文鸢等高级军官,他们一致乐观的表示,明軍能够战胜法军。
他们从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拙劣表现中,将法国軍队的真实实力判定的很低,这显然盲目了。一战时期能够跟德国人打四年,尽管没有把德国人赶出国土,却也成功的抵挡住了德军,在面对当时最优秀的陆军的情况下,能打成这种水平,证明法军的实力相当强大。
而大明的军官,再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军事体制的情况下,不加严谨的分析,一口咬定能战胜法军,显然太过盲目乐观。
这种盲目乐观的态度,正是军国主义国家,一次次轻率的发动战争的原因,最后造成了骄兵必败和好战必亡的结果。
战争肯定也是大明将来要解决很多问题的手段,所以軍队中的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,有助于提高战斗力,朱敬伦不打算把軍队打击的浑浑噩噩,没有一点精气神,如同文人压制武人的明清軍队那样,但也不打算让軍队盲目乐观到了狂妄的地步。
即便軍队开始变得狂妄,朱敬伦也要保证对軍队的控制力,他需要一根始终能够牵住军事力量这个随时可能发狂的猛虎的缰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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