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任何事有一个目标都很重要,更何况是改革这样的大型系统工程呢,可是之前朱敬伦还就真的没提出过任何目标,没有打出任何旗帜,始终是默默做事,不争辩。
是他不敢跟顽固势力进行讨论吗,是他性格习惯低调吗,都不是。
只是他从不愿意做没有任何好处的事情,他也可以大张旗鼓的改革,但改革肯定是要有一个参照的,大明政府能公开亮出以西方国家和政府为参照的旗号,对大明的各种事务进行变革吗?
假如政府真的这么做了,朱敬伦也不是做不到,官府的官员肯定不能步调一致的推行,朱敬伦可以采用强势的手段,大不了大肆任用那些新派人物,大明有的是那种思想激进,崇尚西方,郁郁不得志的人物,英国殖民香港都快四十年了,他们的教会学校,民间学校,培养出了大把这样的人物,相信这些人是十分在大明全面推行西化的,连洪仁玕在香港待了几年之后,回到太平天国都提出要修铁路、开公司等措施,显然香港社会上,是有一种认为中国人应该完全效法西方建设现代事业的氛围的。
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,政府强力推行的事业,跟民族的思想严重撕裂,政府越是推行,民众越是叛逆,他们不是从心里接受西方制度的。
日本是现代社会改革成功的典范,可是在先后打败满清和俄国,尤其是打败俄国之后,日本社会就掀起了一股极端的本土主义思潮,开始蔑视西方文明,这种思潮在二战之前达到了顶峰。可以说正是在这种对政府强行推行西化的逆反心理作用下,日本民间社会才变得法西斯化,变得极端。
俄国同样也有这种问题,当年彼得大帝强行推行西化,很成功,俄国变的强大了,但却在彼得大帝死后,社会全面反弹,在俄罗斯帝国之后的几百年历史上,俄国就始终在西化和本土化的问题上,反复的徘徊,总有全面西化派和本地主义派互相争斗,严重影响了俄罗斯社会的凝聚力,也让俄罗斯尽管国力强大,拥有欧洲最好的经济发展条件,却始终在欧洲处于文化和经济上的落后地位。
新中国的全面苏联化,在改革开放后,不也得得到了民间知识界的文化和思想清算吗,政府长期无法跟民间精英在思想上统一,即便发动舆论宣传工具,却始终无法让百姓信赖政府,公信力严重不足。
可西方和美国政府的公信力就十足,老百姓可以骂政府,影视作品可以讽刺政府,但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,老百姓是相信的。所以英国人在一战二战中,都可以高呼女王万岁冲锋陷阵;美国大兵嘴里骂着总统是狗娘养的,手上却不会停止扣动扳机。
这是因为欧美政府少有强迫老百姓接受政府的想法和政策的,哪怕那些政策是必须的,老百姓不支持,不理解他们也不敢推行。
而凡是强迫了民众接受了政府推行的理念、思想和文化的,到最后莫不是被民众自发的清算,连带的民众对政府严重不信任,最糟糕的是走向反复的反政府运动中,掀起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运动。
所以朱敬伦之前从不将民众明显还不能接纳的口号大肆宣扬。
可是东方世界的各种制度已经明显落后了,不能不改革了,所以朱敬伦还必须做事,做事,又不能高调宣扬,那就只能默默做了,大有一种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开明专制特征,当时推行各种政策的腓特烈大帝说,你说你的,我做我的,他允许民众提意见,听不听就是他的事了。
这一次改革,朱敬伦决定一改常态,他打算开始大张旗鼓了。
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默默做事,已经做出了大批的成果,这些成果放在老百姓面前,他们看到了,民众的眼睛未必是雪亮的,但社会精英的眼睛绝对看的清楚,看的透彻,就算嘴上不接受,心里也会开始思考,开始对比,开始发出“夷人真的一无是处吗”“中国真的尽善尽美吗”这样的疑问。
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工业化带来的财政改善,看到了铁路、马路,给排水工程,电报、煤气灯等现代化设施带来的便利。
尽管在文化和思想上,还没有认可西方完全强过东方,但至少已经在物质上统一了意见,那就是大家都认为,西方人在制器上独具一格,魏源早在三十年前就提出了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口号,满清洋务运动也在各种反对声中迈开了步伐,而大明当然更进一步,民间精英也好,政府官员也罢,在事实面前,都认可了开办西方式的工业,已经是刻不容缓的急务。
政府官员思想的转变要早一些,早在前几年,随着丝茶贸易的推进,丝茶工业化生产的推广,政府收上了大量的财政收入,却从一开始就没有搜刮农民,这让早先的官员感到不可思议,所以第一个开始探寻答案,也第一个开始扭转了心态。
民间思想的转化要慢很多,不得不说这次北方的饥荒,起了一个助推作用。
陈启沅领导的工部,这些年一直都是工业化最大的推动部门,朱敬伦没有提出过口号,可是工部却用各种方式方法宣传工业,比如发行了官方报纸《工部报》,介绍各种工业部门,从庞大的钢铁工业到纺织工业分门别类。任何宣传,哪怕是法西斯的愚民宣传,都要树立一个光大的旗号,工部的旗号是富民。
工部不断的宣传,推行工业化,能够让更多的老百姓找到活干,让更多的老百姓吃上饱饭。
可是之前的宣传效果并不算好,真正相信这些宣传的,只是那些本身就愿意相信的新派人物,是那些从小接受洋人教育,从小就被灌输西方文明东方野蛮思想的人物。
而正统的士大夫看到的是,工业化摧毁了传统的社会,机器大工厂让家庭作坊无以为继,这哪里是让更多的人找到活干,让更多的人吃上饱饭,这简直是在劫夺更多人的生计吗。
所以没人支持。
但这次北方饥荒,深深刺激了大明士大夫的思想。
之前新派人物们说,不推动工业化,紧靠传统的男耕女织,是不可能养活中国几亿人口的,大明尽管位于南方,但人口还是大大过剩。新派提出的解决方案是,建立大批大型工厂,让百姓在工厂里大量生产商品,出口到国外,用来交换粮食养活庞大的人口。
保守派们认为这完全是荒谬之言,多子多福是传统思想,历来都把人口繁盛看作是盛世的征召。男耕女织有什么错,千百年来都是如此,男人耕种抚育妻儿赡养双亲,妇人纺织,织布裁衣,足以让大明百姓衣食无忧。建工厂,只不过是破坏风水,嬗变祖制,大逆不道。
这两派的争论,之前已经持续了很多年,新派借用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严禁理论虽然很有说服力,但在没有眼见为实的情况下,保守派是不会死心的,他们有他们的一套理论,可以说双方鸡同鸭讲,谁都不服谁。
但这次饥荒完美的印证了新派的理论,那就是土地真的养不活那么多人了,一个灾荒,就让数以千万计的人陷入死地。
而大明政府押上了一切去救灾的行为,让整个大明深深的卷入了这场饥荒,大明的老百姓虽然不可能饿死,但是生活却受到了很大的影响,粮食翻了一倍以上的情况下,最穷的老百姓其实也就死饿不死,本来能够温饱的一批中产人群也开始挨饿,上层的富人甚至都感觉到了物价的压力。
报纸则不断的将北方饿死人的情况传回来,还附上照片为证,当看到那一幅幅惨绝人寰的情景,看到有的地方,人像猪羊一样,被剥光洗净,倒吊者宰割出售的时候,这时候讲什么礼崩乐坏,讲什么嬗变祖制,都是那么的无力。
此时大明的保守派也不得不问这样一个问题,如果这场灾荒发生在大明的情况下,会发生什么呢?
大明政府的救灾行为是有大义支持的,这一点不管是保守派还是新派,都达成了一致,新派认可政府的负责任态度,保守派则说这是圣天子行仁政。
所以保守派们相信,如果是大明遭灾的话,政府也会不遗余力去救灾,可政府能救得过来吗。北方四五省受灾,大明就押上了一切,而且还是无法让所有灾民都活下去。现在大明有南方四省,加上报纸上报道已经攻占的浙江,人口已经达到一亿。如果大明受灾,政府要救则一亿人,恐怕也得很多人饿死。
另外新派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,大明之所以能够救灾,而满清完全无能为力,就是因为传统的经济和社会系统,已经无法保护亿万百姓了。如果不是大明建了那么多工厂,大明开了那么多口岸,不是大明引进了债券制度,大明也救不了这个灾。
亲眼看到了结果,亲身感受到了后果,又有一系列现实为证,加上对政府开始认可,保守派们的声音开始变弱了,大骂政府的现象消失了。
朱敬伦知道,新派们的理论,已经渐渐的占据了上风,开始影响这个国家和民族了,但守旧派并没有完全心服,他们只是在事实面前遭受了打击而已。
指望顽固派转变态度拥抱未来是不现实的,但是借着这股新风,政府大张旗鼓的改革,却能够将绝大都数人的思想观念扭转过来,并趁着世界经济复苏的东风,大大的推动工业化的进程。
这些就是朱敬伦决定大张旗鼓改革的原因,一方面广大老百姓开始接受新事物,另一方面保守派开始丧失对民族思想的控制力,而政府此时引导,不但不会引火烧身,反而会在重塑民族思想的过程中,与老百姓建立高度统一的一致性,一旦将来变革完成,老百姓不会感觉到是政府强行将他们改变,而是会觉得是政府在跟他们一起改变,这种情况下,如何会不信任政府呢?
只是大张旗鼓,那肯定就需要一个旗子,一个口号,一个目标,一个方向,这些朱敬伦却早就想好了,他要用这个口号,即团结新派,也照顾老派,将民族思想高度凝聚在一起,以一个紧密的向心力向前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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