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皇帝,竟然还需要跟臣子进行这种内斗,朱敬伦感到自己很失败。
他追溯历史,想要得到一个答案。
他发现,在秦代之前的历史上,从来还没出现过君相之争,朝堂上争斗最严重的,无非是将相之争,从没有发生哪个国家的内政混乱,是因为皇帝跟丞相之间的冲突形成的。
那时候流行的是拜相、拜将,君主将内政全权委托给丞相,垂拱而治,也不担心会发生什么谋朝篡位的事情。燕国的丞相子之倒是想坏了规矩,诱导燕王哙禅让君位给他,然后就爆发了子之之乱,最后齐国、中山国联合干涉,攻破了燕国都城,将子之剁成了肉泥。
也有成功的例子,齐国田氏取代了姜氏,赵魏韩三家瓜分了晋国。但这些都还属于是权贵之间的倾轧,纯粹的文官集团尚未形成。相权往往把持在高等贵族的手里。
直到商鞅变法,改变了权贵把持朝政的传统,一大批底层士族,甚至平民,获得了晋升的渠道,通过激发底层士族的士气,秦国政权得到了爆炸性的力量,一统天下,同时也终结了一千五百多年的中国古典贵族统治。
打破了思想禁锢的老百姓,才能说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雄音,又通过这种方式葬送了秦国,实现了拔剑者死于剑下的箴言。
秦汉时期还能勉强保住权贵政治,新的贵族依然在政治上有巨大的优势,虽然屡屡有强势君主破格提拔平民的事情,但垄断文化传承的贵族和大宗族天然控制了权位,到了曹操时代,为了笼络完全取代了先秦贵族集团的大宗族势力,出台了九品中正制制度,给天下宗族划分等级,按照品级让这些宗族势力瓜分国家官职。
这段时期,政治倾轧变成了皇权跟大家族之间进行,司马氏取代曹氏,东晋门阀政治,都是这种表现。
传统意义上的君相之争,以及君相之争背后反应的官僚集团和皇权的权力斗争依然没有形成。
唐朝奠定了科举制度,从此底层文人开始取得规范性的上升渠道,可以通过科举晋升,唐太宗盛赞这种制度,得意洋洋的表示,“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”。
科举制度爆发的力量,彻底让文官集团形成,武则天夫妇利益文官集团,彻底剪除了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贵族集团,从此门阀政治彻底终结。
到了宋代,科举制度完全成熟,从此政治彻底变成了皇权和官僚集团博弈的结果。
宋神宗时期,想要变法,与大臣议事,神宗说:“更张法制,於士大夫诚多不悦,然於百姓何所不便?”名臣文彦博回答:“为与士大夫治天下,非与百姓治天下也。”文官可以当着皇帝的面说皇帝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,这代表着皇权与官僚集团政治平衡的形成。
但唐朝时候士大夫刚刚形成,宋代的时候,士大夫以初升之势,压过皇权一头,都形成了某种平衡,到了明代,朱元璋不愿意看到宋代君权衰弱的现象,废除了两千多年的宰相制度,结果没有形成皇帝专权的现象,反而让文官集团和皇权之间的平衡打破,皇权与官僚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格外激烈,层出不穷的党争就是这种现象的体现。
到了清代,通过杀戮,从关外进来的满清权贵集团,彻底撕碎了文人士大夫的荣誉感,失去了气节的文人,从此以奴仆的姿态服务于皇权,在满清的政治语境中,“皇帝圣裁独断”这样的语言,竟然带有了褒义味道,而在宋明时期,这代表着皇帝的昏庸,听不进谏言。
不得不说,尽管清代的文人士大夫开始向奴仆化发展,但奠定了皇权至上的原则,事实上清代的政治,是比明代要稳定的,没达到君权跟相权能够斗争的程度。
大明的政治制度虽然是新建的,柔和了现代管理制度,但政治文化毫无疑问是从满清承袭过来的。理论上讲,是不可能发生君相之争的,可却因为朱敬伦大胆的放权,导致文官集团独立意识的恢复。这种独立意识,慢慢促使他们开始否决皇帝的态度,在政治上开始形成自己的思路。
从大方向上看,这是一种进步,是开明的君主与强干的文官相结合,可问题是,朱敬伦能做到开明,官僚却未必强干。
从奴仆化士大夫走来的文官,骨子里带着阴柔,却拥有了至少是宋明时期的独立意识,于是又造成了另一种政治失衡。
这才迫使朱敬伦导演了这次政变。
政变的结果是陈芝廷辞官。
后继者是九月多回国的。
正是出行欧洲长达半年之久的赫德。
赫德受宠若惊,却早有预谋,或者说图谋许久。
国际上震动,一个外国人,做了另一个国家的首相,这种现象,从腓特烈大帝之后,欧洲政治中就很少发生了,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,自诩开明,当政期间,任用了大量的法国人,尤其是财政领域,几乎被法国人把持。
之后随着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,尤其是拿破仑战争之后,欧洲政治彻底送别了客卿政治时代。
现在大明这个东方国家,竟然任命了一个英国人,立刻就让整个西方社会轰动了。
虽然赫德出访欧洲的时候,为了自抬身价,向西方人介绍自己的时候,都表示自己的地位相当于首相,欧洲人感到惊奇,但仅此而已,他们理解的首相,还是主持政府事务的陈芝廷,甚至在英语中,尚书令的翻译就是首相。
现在赫德成了尚书令,这可是货真价实的丞相了,不由得欧洲人不震惊。
但总体来说,西方人是持赞许态度的,主要是因为高人一等的心态,让他们从中国人选择白人作为首相一事上,感到了心理上的满足,好似证明了西方人确实高人一等一样。
可朱敬伦选择赫德,难道只是为了向西方人谄媚吗?
显然不是,选择赫德,当然有更深层次的理由。
首先赫德无疑是一个上进心很强的人,而他的平民身份,在欧洲这种带有浓烈贵族政治遗风的地区,不可能让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,甚至受到贵族文化影响,赫德来东方发展的最大目的,就是重新恢复祖先的贵族身份。
赫德的能力也是毋庸置疑的,用丞相之位激发这种人内心的力量,一定能够让他爆发出超常的力量来。
但朱敬伦也不可能是为了一个洋人的上进心就给他这样的重要职务。
选择赫德的第二个原因,则是相对目前这种开明君主加文弱官僚的政治形态进行变革,任用赫德来清洗政府中残存的旧官僚,彻底让大明政府职员职业化、专业化,是最合适的,因为赫德说到底不可能拥有复杂的人情网络,即便他娶了一个中国人,即便他努力融入士大夫阶层,培养了自己吟诗作对的雅趣,他也不可能彻底变成一个中国人,因为他身上有一种白皮。
没有太多的政治牵绊,会让赫德在改组政府机构中,更能不受干扰。同时用他来进行政治革新,一旦出现失衡状态,也更容易收尾。他一个洋人,没有复杂的政治背景的情况下,只能依靠皇帝,皇帝免了他,他就毫无权势,他的情况,类似明朝时期的阉党,只要皇帝不再支持,哪怕是魏忠贤那样强势的宦官,也会顷刻间倒台。所以用赫德,是因为抛弃他的时候不至于尾大不掉。也类似于先秦时期的客卿,战国时期的秦国,就是任用客卿的典范,秦始皇的祖先对客卿,都是用完即弃,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免除那个客卿而导致政治崩溃。
但如果只是因为赫德的能够随时抛弃而没有隐患,朱敬伦就大胆任用他,也不是最主要的因素。因为这种拿过来用用然后扔掉的一次性用品,其实备选答案多的是,找几个没什么背景的官僚,捧他们上位,将他们当作傀儡摆布,朱敬伦还是有这种能力的。
所以任用赫德还有第三个原因,因为他是一个洋人,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英国人。
英国是一个政治极为成熟的现代国家,他有自己的政治原则,不可能因为大明用了一个英国人做首相就对大明另眼相看。
可是政治是一个敏感的领域,在任何国家都是尔虞我诈,在国际政治中,更是没有任何诚信可言,唯利益是图。
那么现在大明任用了一个英国人当首相,英国或许不会给大明额外的好处,可别的西方国家会怎么看?他们看到一个英国人在当着大明的首相,除非大明跟英国开战,否则很难让他们相信大明跟英国之间是完全清白的。
法国人肯定会对英国充满戒心,哪怕英国抱着真诚的态度在明法之间调停,法国人天然的也会以为英国是偏向大明的。
所以任用赫德这个英国人做首相,最大的意义在于国际政治上,会在法国和英国之间,横阻上一道互不信任的鸿沟。
有这样的利益,在面对不可避免的明法战争局面前,朱敬伦认为是十分划算的。
最大的困难是,如何让赫德这个洋人,成为大明首相之后,不会引起大明文官集团的全面抵制。西方人很难接受外国人在本国做高官,中国人其实更难接受,中国人结束客卿政治时代,可比西方要早的多的多。
任用赫德是为了给明法战争赢得国际外交方面的优势,那就不能在明法战争期间,让大明内部权力失衡,否则就得不偿失了。
所以委任赫德之后,朱敬伦当夜就跟赫德进行了一番长谈,对他的执政提出一些建议,或者也可以理解为是皇命,文弱的陈芝廷可以对抗皇权,强干的赫德却绝对不敢违拗,不是他比陈芝廷圆滑,而是他的地位远没有陈芝廷稳固,他需要皇权的支持,才能执政下去。
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