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弼士安排的很周到,包了一列豪华专车,不止是舒适,最重要是安全,不会有英国警察上来骚扰,他们这样身份的人,最不想麻烦,尤其是此行还是秘密活动,尤其不能张扬,不管是被法国发现,还是让英国人提前知道了,都是麻烦事。
张弼士是广东大埔县西河镇黄堂乡车轮坪村人,小时家境贫寒,父亲是乡村塾师兼医生,他得以识字。1858年,十八岁的时候,张弼士家乡遭受灾荒,不少人离乡背井,外出谋生。迫于生计,张弼士也跟乡人一起飘洋过海谋生,到南洋荷属巴达维亚城。开始寄食于大埔会馆,后经同乡介绍,到同乡开办的温氏米行当店员。老板发现他勤恳麻利,精明过人,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,兼且忠厚老实,可以信赖,即起用他为帐房,并把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他。几年后,老板病逝,张弼士夫妇继承了他的资产。
之后张弼士继续经营,不到十年,他就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豪了。
张弼士不时跟拉玛五世谈几句话,他是南洋富商,而且是巨富,能成为人上人,除了运气极佳之外,跟他情商极高也有关系,如果不是能让老板喜欢,又如何能成为老板女婿,继承家业呢。
在官场上,他也是八面玲珑,历史上,他担任过清廷的领事,而且跟洋务派关系莫逆,但却资助康有为,资助孙中山,可以说,不论谁得了天下,他有买来了路子。
这种人物,又怎么能错失结好暹罗国王的机会呢,而暹罗国王去中国是求助的,因此也很愿意从张弼士口中打听到一些大明的消息。
暹罗跟大明的关系还不错,因为暹罗境内生活着大量华人,跟大明之间的贸易量很大,至少大明是暹罗大米的第一进口国和暹罗最大的贸易国。
最重要的是,暹罗对待华人的态度很好,当然不好的话,也没那么多华人去暹罗,暹罗的华人数量甚至远高于越南。
后世评价东亚局势,这里只有三个独立国,一个中国,一个日本,一个泰国(暹罗),说中国是因为太大,让洋人无法下口,日本是因为太强,明治维新成功,暹罗则是因为太巧,善于周旋于英法之间。
暹罗的巧,可不止在本世纪,而是从古至今都很巧,他们长期以来一直都很积极发展跟中原王朝的友好关系,所以华人在暹罗发展始终很平稳。
暹罗也愿意给能为暹罗带来中国商品的华人一些优待,让华人享有“商业上合理的自由,历代国王都友好相待”,一方面是因为暹罗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,贸易都是王室垄断的,他们造船跟外界做贸易,获取巨额利润,而王室不可能自己做生意,就需要找人帮忙,在亚洲商业知识最丰富的族群,显然就是华人,因此华人长期包揽了暹罗王室的外贸生意,甚至明清时期暹罗国王的贡船,事实上都是华人驾驶,暹罗的贡使其实是华人充任。
另外就是,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地区,往往管理比较粗放,税收都是包买制,由一些富商包买下某一个地区的税收,荷兰殖民地也继承了这些传统。而华人在历史上,就是这一地区最大的包税商集团,在暹罗他们也从事这种生意。
尤其是18世纪后期,祖籍潮州的混血华人郑信在缅甸灭亡大城王朝后,建立吞武里王朝,成为暹罗国王,大力招诱华人来暹罗,潮州一带的华人大批南下投奔这个国王老乡,而潮州人从那时候起也在暹罗获得了皇族华人的外号。
19世纪初出使暹罗的英人柯罗福记载:“旅客是从中国到暹罗的最重要的输入”,“一艘戎克船(中国帆船)一次送1200个华人到曼谷”,每年到曼谷的华人少说有7000人。据他估计,到了1821年,暹罗已有华人70万。
华人数百年来平稳的在暹罗经营发展,数量多少难以统计,但经济上已经占据了缅甸较高的位置,尤其是长期跟暹罗皇室合作,垄断对外贸易,让他们天然成为大明跟暹罗之间的贸易纽带。
所以大明跟暹罗的商业往来,很容易就建立起全面的贸易网络,暹罗的大米、苏木甚至各种热带水果的加工品都在大明市场上热销,是大明农产品最大的进口国之一,仅次于被法国开发出来的越南南圻。
因为历史的关系,暹罗国王还多跟华人之间通婚,说暹罗国王是华人有些牵强,但他们的血脉中肯定有华人血脉这却是无疑的,不知是不是因为这种关系,暹罗国王始终对华人相当友善,加上佛教文化和中国文化中,都没有种族主义成分,华人在暹罗这种温和的社会中游刃有余,得到了各个阶层的信任,如果暹罗人民族情绪强烈的话,郑信就是再有能力,也不可能有足够的号召力吸引那么多人跟随他,最后建立新的王朝。
拉玛五世对华人这个平和勤劳的族群也没有任何排斥心态,早就将其当成暹罗的一部分了,反正暹罗民族成分复杂,有三十多个民族,最大的泰族也不过占了四成,老挝族占了三成半,华人占了一成,华人是第三大族群,想排斥也不现实。历史上,直到二战时期,泰国才在民族主义军阀的带领下掀起排华浪潮,但也没有实际实行,战后就废除了那些政策。而且引导排华的那个将军,自身都有华人血统,祖父都是从中国去的。排华在越南,没有民族基础。
所以拉玛五世对中国相对信任,这次开放曼谷给大明海军,就是希望借助大明的力量,将法国驱逐出去,法国殖民了柬埔寨之后,对暹罗越来越不友好,不但迫使暹罗签订了各种不平等条约,还多次在边境制造摩擦,吞并暹罗的野心昭然若揭,这次要不是他们先发兵越南,没准就会找机会对暹罗下手,而他们一旦在越南站住脚跟,下一个目标必然还是暹罗,现在他们在越南失败在即,可是却在柬埔寨没受影响,以后越南有大明保护,可想而知,法国今后会对谁动手了。
至于英国,虽然暹罗始终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周旋,但英国人同样不是什么好鸟,在暹罗也霸占了大量特权,而且为了拉拢英国,暹罗政府从财政到外交都用的是英国顾问,并且将暹罗境内的采矿权几乎都交给了英国人。
但即便是这样,也未必能打消英国对暹罗的野心,缅甸还是英国的保护国呢,趁着明法在越南开战,英国不也灭了缅甸吗。废除了缅甸王室,将缅甸降为印度的一个省。这种情况未必不会发生在暹罗身上,而且是很有可能发生在暹罗身上,甚至是必然要发生在暹罗身上的遭遇。这种认识,尤其是对英国废除缅甸王感到深深的惊惧的拉玛五世发现,除了中国人在对待番国比较可靠,从不干涉内政之外,英法都靠不住。
可是拉玛五世虽然冒险与大明合作,在英国人的背后推动下,为大明舰队开放了曼谷,但却始终不敢进军柬埔寨,担心遭到法国人的报复,结果错失良机,没有跟大明结成军事同盟,共同对付法国,最后匆匆加入战争,却还是无法改变柬埔寨的局势,而且英国也不再支持暹罗,英国转而开始扶持法国了,这让拉玛五世觉得,他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。
只要能保住暹罗,让暹罗百姓安居,让暹罗江山永续,他愿意按照传统向中原王朝,也就是大明朝贡,自称臣属。
可是张弼士向拉玛五世展现的态度,似乎比他想象的还要友好,张弼士告诉拉玛五世,大明并不打算夺取南洋地区的领土,也不打算欺负南洋国家,大明只会向南洋国家展示自己礼仪之邦的传统,在这一点上,大明是跟西洋国家有本质区别的。
不过大明在南洋的商业利益还是需要维护的,也只在南洋地区寻求商业利益。
虽然如拉玛五世想的那样,中原大邦往往不太看得上南洋小国,可也让他担忧,如果大明对这里没有兴趣的话,那又凭什么冒着得罪英法的风险保护暹罗呢。
此去成败难料,拉玛五世觉得,他需要在大明官场上找到助力,眼前这个大明南洋公使态度友好,对南洋的风土人情也是了如指掌,正是他最好的助力。
于是拉玛五世跟张弼士开始谈起了生意,在拉玛五世的印象中,华人就是做生意的,只要让他们赚钱,他们什么都愿意干。
但他很快发现,这个张弼士似乎没有那么容易收买,至少收买的成本很高,暹罗可能收买不起。
因为这个人太有钱了。
张弼士继承岳父家业之后,开始显示非凡的经营实业奇才。他抽出一部分资产,开设了一家经营各国酒类的商行,并承办了当地的酒税和新加坡的典当捐务,随后又承包了荷属东印度一些岛屿的鸦片烟税,收入更是暴利。
1860年代,由于荷兰殖民地印尼岛屿众多,荷兰殖民者对许多岛屿都鞭长莫及,眼睁睁看着利益拿不到手里,所幸就放手让华侨组织垦殖公司,他们好从中攫取税收。
张弼士抓住这一时机,抽出大部分资产投入这一事业,1866年,他在荷属葛罗巴埠创办了裕和垦殖公司,大规模地开垦荒地,专门种植椰子、咖啡、橡胶、胡椒、茶叶等热带经济作物,并在垦殖区间种杂粮,获取了极大经济效益。1875年,他又在苏门答腊的阿齐创办了新的垦殖公司。年,他在荷属怡厘创办的裕业垦殖公司、爪哇日里创办的笠旺垦殖公司就有橡胶园八处,雇工近万人。
在经营垦殖公司的同时,张弼士善于抓住其他商机。他在英属马来亚彭亨州文东埠开设东兴公司开采锡矿,赚了一笔大钱;在日里开设日里银行,专门办理华侨储兑和侨汇业务,成为华侨银行巨头;又用金融资本,在棉兰、槟榔屿兴建中西合璧住宅,发展房地产事业;建立了一个联系海内外的药材批发药行,国内的名贵药材多经张氏药行批销海外,海外名贵药材及西药,多经张氏药行批销回国,沟通了海内外药材市场。
张弼士有多少钱没人知道,他也不会轻易向别人透露自己的财产情况,可是拉玛五世也是一个人精,他通过张弼士跟他讲的生意规模判断,此人身资巨万,可能比暹罗每年的国库收入都高,这样的人怎么收买?
拉玛五世猜的没错,张弼士经营的企业风生水起,获得了惊人的利润,后世传言,到了1869年,张弼士的财产已经达到了8000万两白银,成为华人首富,而这一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才7000万两,张弼士的财产比清政府的岁入都高,更何况一个暹罗呢。
但其实暹罗也不穷,他们的财政状况极好。
经过他父亲和他两代国王的改革,暹罗的财政制度效率大幅度提升,加上暹罗处在热带丰富的物产资源,这让拉玛五世不但能不断的进行改革,进行各种现代化建设,同时还不用借一毛钱债务。
历史上,在拉玛五世逝世前一年,暹罗财政收入相当于当时清朝的39%,人均是清朝人均收入的17.3倍,也相当于日本的好几倍。而暹罗的税率是不可能跟明治时代疯狂搜刮百姓的日本相比的,所以单纯从其他角度来考虑,暹罗的改革成绩丝毫不输给日本。
而在富裕程度上,远超中日两大帝国,所以这一时期,大量华侨涌入暹罗谋生。唯一的缺陷是,暹罗的改革没有让国家变得强大,但暹罗人口只有六百来万人的基础上,事实上也不具备成为一个强国的条件。
一个重视财政的国王,一个精于牟利的富商,俩人很快就有了一些相同的观念,比如张弼士就认为,如果暹罗能够加大稻米的垦殖的话,暹罗经济一定大有可为,国力大幅提升。
拉玛五世深有同感,法国人在南圻进行大规模开发之前,暹罗一直都是中国最大的粮食供应国,可是暹罗的开发只限于湄南河下游三角洲地区,中上游尚未得到开发,最大的限制是交通问题。
铁路!
俩人很快就认识到问题的关键是铁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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