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年,中国经济增长了一倍,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。
但经济中积累的问题也非常多,尽管还没有步入衰退,但国际经济危机已经开始,中国经济开始震荡,这些问题就开始爆发了。
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分化。
五六年间,经济总量增长了一倍,人均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八十,数据看似不错,但人均这个词汇太具有欺骗性。
事实上,除了增加了两千多万城市中产之外,最广大的底层民众,尤其是乡村的农民,他们的生活水平依然只局限于谋生,生活水平跟十年前,甚至跟满勤时期相比,都没有明显的提高。
这跟日本类似,日本明治维新期间,经济总量增加了六成,人均收入增长了四成,农民卖儿卖女的情况反而比幕府时代更多了。
原因就在于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惠及民众,受益者除了少部分中产之外,经济增长的收益全都被资本家拿走了,成为了工商业原始积累。
客观来说,这是自然的经济规律,甚至可以说就是自然规律。西方人马太总结出来强者恒强的规律,被称之为马太效应。中国人更早知道这个道理,老子说“人之道,损不足而奉有余”。
这些年,朱敬伦的执政过程,始终都没有干涉经济自由,让民间自己博弈,这种博弈的过程,自然会出现优胜劣汰,富者越富,穷者越穷的现象。
这公平吗?不同的世界观有不同的答案。有些人或许很穷,但他接受能力强的人分的多的道理,认为别人挣钱多是人家本事大。有些人也许很富,但却为这种贫富不均的现象而忧虑。更多的则是穷人对自己收入不满,富人则觉得理所应当。贫富越是分化,这种理解的分歧就越大,社会矛盾就越大。
这些年来,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,一个方法是继续维持低效率的乡村共同体,不对农业征收税收,将更多的资源留在乡下,维持乡村社会运转,得到的结果是乡村保证了最广大人群的生存,并在社会危机期间,能够承受更多的城市人群返乡;另一个方法是,宣传和鼓励移民。脆弱的乡村自然经济,尽管有亲戚、同乡等关系构成的传统保障体系,但是自然经济的特点就是低效率,仅仅能够为生,不可能有太多继续,抗风险的能力太差,每时每刻都有一些人,一些家庭遭遇变故之后破产。政府给这些人的出路是资助他们移民。
这两个方法很好的缓解了社会矛盾,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矛盾。
活在英美体系中,在商业社会里,这种矛盾就会一直持续下去。
历史上最接近解决这种矛盾的,是北欧等的福利社会,二战后推广到了德国和瑞士。
中国可以搞高福利制度吗?
这是一个专家学者争吵不休,讨论不完的话题。
大部分人认为中国搞不成,至少在发展阶段搞不成。理由很多,案例很详实。因为有的国家曾经搞过,失败了。
瑞典可以搞,瑞士可以搞,因为人家站在产业链的顶端,国民经济以高附加值为主。
澳大利亚可以搞,新西兰可以搞,阿拉柏国家可以搞,因为人家人口少,地大物博,光靠变卖矿产资源就能让国民维持高福利。
看起来中国一条都不具备。硬性推广的话,只会造成一个结果,那就是拉美化,比如阿根廷那样,经济长期徘徊在中端,即上不去,也下不来,不温不火,十分僵化。
这些都很有道理,也可能变成现实。
但出于人情考虑,中国人就活该受穷吗,中国人就永远也无法享有富裕安康的生活吗。
从科学角度出发,也许是这样,因为本国的物质资源有限,平均下来,在任何一项中,可能都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,所以中国就应该坚持自由经济模式,让社会,让民众自由博弈,让更有能力,又有效率的人占有更多的资源,从而让整个国家都更有效率。
但任何社会都不是纯粹以自然科学原理运行的,组成社会的是人,是有感情的人,而不是死的资源,工业和机器,人是会思考的,他们是能感受到不公的,他们可以接受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一部分自身利益,但用国家整体效率说服大家接受财富分配的不公,似乎只能让人感到那是富裕阶层的借口。
不止老百姓,就是朱敬伦,对这种各种专家提出的理论都异常的反感,这和农业时代,和士大夫向全民强势灌输的理念又有什么不同,士大夫可以让商人接受商贾是贱业的逻辑,让商人自己都鄙视自己。那么在工商业时代,掌握话语权的强势工商业阶层的观念,就一定是正确的吗?
社会真的需要为了效率而无休止的牺牲公民权益,为了效率,而让强者恒强,让弱者被淘汰吗?
从感情上,朱敬伦不接受这些。从理性上,他也不接受这些。
因为他知道,那些在社会博弈中的弱者,他们并不是傀儡,他们有自己的喜怒哀惧,他们会抗争,会拿起枪来捍卫自己生存的权力。
所以无论从感情上出发,还是从理性上出发,朱敬伦都知道,这个国家需要做出一些改变了。
无数次他想到夜读管子那一夜,两千多年前的中国精英说,“以法治国,必先富民,富而易治,民富则安”,这种富民思想,不管是出于美好的愿望,还是出于富民易治的逻辑,朱敬伦都打算试一试。
但他心中压力很大,因为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探索,依法治国是这些年来他坚持的,法治思想从小学就开始教育,在教育发达的南方地区,已经渐渐成为了共识,但法律的尊严,更多的还是靠强权来维护,而不是出自所有人的自觉。
因为法律没有让所有人都感觉到是保护他们的,基于私有产权的法律,更多保护的,还是那些富人。
朱敬伦不求全责备,并不打算施行人人平均财富的政策,但他想让最底层的,最弱势的群体,得到他们可以在社会自然博弈中更多的收获,这总是无可厚非的吧。
他知道政治对经济的干预,肯定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,效率肯定会降低的。
这点心理准备他有,他是可以接受牺牲一定效率的结果的,甚至在朱敬伦心中,他并不认为一味强调经济增长速度是一种健康的心态。改革开放,我们高速发展了三十年,那又如何?社会问题没有解决,官民矛盾更加严重。高速增长了三十年,尽管所有人都受益了,但大多数人的抱怨增多了,是他们不知满足吗?是他们感受到了不公!
日本高速增长了三十年,日本人富裕了,台湾高速增长了三十年,台湾人富裕了,韩国高速增长了三十年,韩国人富裕了,新加坡高速增长了三十年,新加坡人富裕了,中国高速增长了三十年,中国成了世界上赋税最高的国家。
增长的成果哪里去了?老百姓没有看到。增长成就了跨国公司的利润,增长成就了少数寡头的财富,增长成就了国家的税收,增长成就了官员的贪腐。
从大明时代起,朱敬伦就对贪腐问题最为关注,可以说始终执行的是严刑峻法,贪腐问题并不算严重。也并不热衷于吸引外资,所以增长也没有变成跨国公司的利润。可是从农业到工业社会的巨大变革,带来的财富重新分配,和工业革命创造的爆炸性财富,还是早就了一大批富豪。国家税收也大幅度提升。
在一个良性运作的社会中,税收是必不可少的,高福利国家的税收也高,税收反而是一种调节财富分配的方式,在这种情况下,没人会对高税收有意见。
富豪也是必不可少的,这是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,没出现西方式的血淋淋的程度,已经是难能可贵了。
但现在经过三十多年的积累,资本原始积累已经完成,是到了重新建立财富分配方式的时候了。
完全平均他不考虑,完全公平也不可能做到,但至少他认为,中国可以比英国人,比美国人更公平一些。
至于重新分配的方法朱敬伦也有,北欧式的的高税收高福利可以搞,美国式的针对不同人群的税收调整也可以搞。
唯一担心的是专家们威胁社会的效率问题,是北欧搞高福利时代先后出现的一些问题。
最大的问题就是,一旦社会底层的民众,在不需要辛勤工作也可以活下去的时候,他们又没有强烈的发展愿望,或者看不到让他们努力工作的收获的话,他们会失去动力,人就变得懒散。
西方经济学家,将此称之为高福利的负效应,北欧曾经出现过。最典型的是荷兰问题,荷兰在开发了北海油田之后,结果工业大幅缩减,因为人都不愿意去工作了,都在吃油田的福利,造成了去工业化,经济学上将这种现象后来称之为荷兰病。
后来的中东油霸国家,也遇到了这种问题,而他们一直都没有解决,除了石油,几乎发展不出任何产业。
如何避免这种问题,朱敬伦想到了一个学者曾经告诉他的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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