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是一个北欧学者,哪国的,叫什么朱敬伦都记不起来了,甚至可能不止一国,不止一个人跟他说过,那些年北欧人喜欢全世界输出他们的世界观,有一大批这样的学者。
朱敬伦记得有人说,所谓高福利的负效应,其实东亚国家最低。因为他们研究发现,新加坡提高了社会福利,新加坡人没有变懒,日本人提高了社会福利,日本人也没有变懒,韩国人如此,台湾人也是如此。
西方学者通过研究一些非洲国家,东南亚的热带国家后发现。有的外资公司,为了让当地人增加工作时间,提高了小时工资收入,但得到的结果让人不可思议,因为当地人不是增加了工作时间来挣更多的钱,而是减少了工作时间,他们挣够了生活费之后,就不在工作了,小时工资提升,让他们可以用更少的时间赚到更多的工作。
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欧洲国家中,西班牙、法国等天主教国家的工人,都是倾向于缩减工作时间,而不是增加工作收入。
西方学者从宗教文化上论证这种现象,他们认为西方天主教和新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,追求的价值观不一样,天主教追求的是闲暇最大化,新教追求的是收益最大化。
跟东方国家进行对比后他们发现,东亚国家在这方面,表现的最好。不管是韩国也好,日本也好,新加坡也好,都出现了一种现象。那些明显退休后可以享受丰厚退休金的老人,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,很多人都不去过闲暇时光,而是通过返聘等形势,继续留在工作岗位上,一边拿着返聘工资,一边拿着退休金,他们追求的,是极端的利益最大化。至于休息,很多人都说死了有休息的时候。
东亚的特殊文化,并不是以享乐为主,所以这一地区的储蓄也是全世界最高的。在房地产发展成为产业之前,很少有家庭会负债,有闲钱都存着,也不去追求过分的享受。即便存够了自己一辈子的花销,依然存着,给子孙存,给后代存。
这种带有工作狂性质的文化,当然跟西方不一样,掌握话语权的新教国家,看不惯那些有钱就花的天主教国家,也看不惯有钱就存的中国人。所以他们一边批判天主教徒没有节俭意识,一边骂中国人是工作机器。
撇开这些世界观争执,东亚文化是最适合搞福利的文化。
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,日本有学者提出一个观点,他们认为,在西方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,东亚地区在进行一种叫做“勤业革命”的社会调整。在人口和资源极不对等的情况下,东亚国家不是像西方那样向外扩张,而是深挖内部潜力,将劳动力极大的投入到有限的国内资源开发中。也就是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,投入到土地上,让单位土地增加更大的产出,从而养活西方不可能养活的人口基数。
在这种现实压力下,东亚文化中开始诞生各种强调勤奋的文化,将“勤劳”上升到了道德高度。
所以即便不工作也可以活下去,可是道德是谴责这种行为的,你一个年轻人不去工作,整天赖在家里,即便你父母养得起,但也会被人说闲话,当所有人都在说你懒得时候,年轻人也就不敢待在家中了。
这种文化给了朱敬伦坚定的信心,让他决定推动社会财富再分配,至于高福利后的负效应问题,他决定参考北欧的解决方法。
大概在1970年代以后,吃光了二战战争财福利的瑞典等国的高福利政策开始难以为继,因为太多人开始不愿意工作,工人党政府又不敢降低福利,结果导致政府债务激增,即便不工作也能拿到相当多的收入,甚至请病假比工作的收入还高的时候,新教文化也不好使。
同样,中国人即便再追求勤劳,一旦不工作也可以活的很好的时候,也就没人工作了,他们喜欢储蓄是因为对未来充满不确定,一旦国家能保障他们的未来,勤文化也就没有了。
当福利国家的福利太过优渥,失业补助接近正常薪水,税收又太高,努力赚的钱都成了税金,谁还会去工作。没有人工作,没有人赚钱缴税,又如何维持福利。
北欧的办法是通过教育,不是教育民众努力工作的道德观,而是通过各种特殊的职业教育,让人能在工作中找到快乐,人是需要工作的,这是一个客观规律,大多数人如果真的不工作的,反而会感到不自在。大家不喜欢工作的原因,很大程度上是工作没有乐趣可言,尤其是工业时代,要求人跟机器一样工作,更是泯灭人的天性。
北欧通过各种合理的职业培训,让每个人都拥有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的技能,如果不喜欢还可以继续其他职业培训,直到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。通过这种办法,用了一代人时间,北欧扭转了这种情况,他们的女性工作比例都达到了八成之多,比绝大多数国家都高。
这种情况后来也遇到了挑战,那就是大量移民涌入之后,当移民发现他们不用努力工作融入北欧社会,只要拿北欧的社会福利就能过活,这就变成用北欧人的税金养外国移民,而这些没有工作、时间很多、文化不通的移民选择多生孩子,孩子越多补助越高,造成了大量的社会问题。
这是另一种情况了。
朱敬伦考虑的是,北欧遇到的问题,是有他们自己的偏激引起的问题,比如工人党执政的北欧国家,过于强调工人的利益,最后造成了低效率。这种问题,在现在的中国不存在,中国现在的问题是,根本没有福利,工人一旦失业连基本保证都满足不来,即便工作,生活过的也不富裕,这不是享受问题,而是生存问题。
所以朱敬伦建立福利制度的决心决不动摇。
可是当他将自己的态度跟三省六部的官员一说的时候,一片反对声浪。
尚书令赫德是一个比较弱势的宰相,不是他本人性格柔弱,而是他身份决定的,他是一个英国人,可因为他是一个英国人,所以他信奉英国那一套自由经济理论。
这已经是1901年代了,各种经济学理论已经出现,老马的资本论都发行几十年了。
赫德和一些接受了西方经济力量的技术官僚集体反对,认为朱敬伦所认为的,建立福利制度是效仿德国,在中国很难实行下去,他们的道理很简单,如果人不工作也能得到收入,只会养一大群懒汉,而且他们天然认为,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自然规律,放之四海而皆准。
朱敬伦跟他进行激烈的讨论,告诉大家说,他建立福利制度的目的,不是德国的目的,不是俾斯麦说的,“期待拿退休金的人最好统治”,真正的目的是富民,让人人富足。
可依然很难说服官员们。他们私下里说,这是皇帝做了一个美梦,却想拿来治国。
朱敬伦感叹,他所打造的政府早就变了,他突然有些怀念当年那群迂腐的士大夫组成的政府,他们迂腐,但他们有民本主义精神,哪怕不做,他们也会感叹民穷民弱。现在倒好,这些官员对穷人没有一丝怜悯,认为人穷是因为懒惰,是因为天生蠢笨,活该受穷。
他们的思想不是传统的“民为邦本”的思想,而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。
不能怪他们,全世界的政客大多如此,这是世界流行观念。对抗这种观念的,恰恰是从工人文化中诞生的社会思潮。有的国家,两种观念都走向极端,最后爆发革命,有的国家,两种观念进行了妥协,最后进入福利社会。
革命始终是成本最高的变革方式,能避免的情况下,朱敬伦绝对不想看到。
现在这种迹象的苗头已经产生了,日本1880年代开始出现工人摆工等运动,中国在90年代也开始了,工人中大大小小的组织已经出现,有的抱着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想,有的甚至抱着革命思想。
这些组织,并不仅仅是穷苦工人自发建立的,恰恰相反,大多数组织,其实是生活比较富足的精英参与建立的。最早的一批工会,是工厂中一些来自西方的技术专家,以及从西方留学回来的技术骨干建立的。
这些精英建立的组织,大多数也并不打算革命,他们只是想通过谈判的方式改善工人待遇,提高工作,改善工作条件。
一旦这些理性的组织的目的不被满足,那些极端的组织就会站出来,甚至看不到希望的理性组织也开始走向极端。
朱敬伦赫然发现,在思想上,富有良知的精英,不管是新知识精英,还是传统士大夫,他们的思想竟然殊途同归。
或者真的是胡适所说的,在一切人类美好道德层面上,各国传统美德都是互通的,儒家的仁政思想,忠孝礼仪文化,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,而是全世界各民族文化中普遍存在的。
朱敬伦发现,靠说服已经很难让目前这些技术派官员跟自己站在同一阵线,即便强行通过一些政策,没有他们的主动支持,最后也很难收到良好的效果。
三思之后,他决定将陈芝廷请回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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