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芝廷对农村问题很了解,农村穷困的原因他思考过很多。
有许多不对的地方,比如他认为现在大多数农民穷苦,是因为不良商贾的盘剥。
官府不收农税,所以农民穷怪不得官府,那么农民比过去没见更富裕,这是为什么,只能是因为商贾盘剥,农民种粮,粮商压低价钱,农民种棉,棉商压低价钱,而商贾贩运到农村的各种商品则抬高价钱,一进一出农民就穷了。
这显然还是传统士大夫对商人的偏见,在一个开放性的商业社会中,都是自由竞争的关系,农产品价格低廉,不能说是商人的盘剥,因为农民可以选择不卖,价格基本上还是遵循价值规律,当然个体农民跟粮商在经济实力上的不对等,让粮商拥有更大的市场话语权,这又是另一个问题。
官府是不在收农税了,但不意味着农民就真的没有交税,因为政府征收了太多的交易税等间接税,所以让人以为农民不需要交税,可实际上,粮商的交易税成本最后都转嫁给了农民,粮商缴的税越多,就越要压低收购价。
这些情况,陈芝廷这种文人是看不懂的。
因为间接税隐蔽,去税务机关纳税的人,并不是实际负担税负的人,因此会造成严重的财政幻觉,实际负税人很难觉察到实际的税负,不但没有税收痛感,反而还认为自己有负于国家,对于国家和政府生出无限的感恩戴德情怀。
现在的农民和为农民考虑的士大夫就是这种认知。
但这种错觉是有好处的,那就是最广大的农民因为不知道自己纳税,所以产生自己对于国家毫无贡献的愧疚感,所以在所有的群体中,农民对政府最为认同,看不懂这个问题的文人们,骂政府各种问题,独独对政府不收农税而夸赞不已。
看得透彻的政府财务专家们也不会就这个问题站出来辟谣,他们吃多了才会找骂,巴不得这个美丽的误解一直保持下去呢。
只是让商人背了这个锅是朱敬伦没想到的,而且听陈芝廷说,乡村普遍是这样的认识,每每到了秋收时候,农民、地主都会因此跟粮商冲突,对价格不满。
朱敬伦也没有更正陈芝廷的认识偏差,不过他提了一个建议。
中国有完备的粮食储备系统,在全国各地分储了五亿担粮食,以国内目前的平均粮价二两来计算,这是一笔十亿的开销。但事实上投入没有那么大,各地粮仓管理方法基本上是三年一换,一年新粮,一年陈粮,第三年发售。所以每年要替换的粮食只有三分之一,也就是一亿多担。
一亿多担粮食,价值三亿,但这也不是净投入。国家给了储备系统足够的政策支持,现在粮库都是在以免税的方式,从国外产粮国直接大批量进口新粮,一次进口规模大,加上免税,粮库的采购价基本上维持在一两左右,相当于1.35库平两。
这样每年总的采购投入不过两亿三千万两左右。不过陈粮发售总能收回一些成本,旧粮在市场上出售价格大概是新粮的三分之二,粮库以批发形式向有信用的粮商成批出售,大概是半价的样子,因此在出售环节损失的成本并不算大。
粮库最大的净投入是维持仓库建筑,运输费用以及粮食朽坏的成本等等,这笔费用占到粮食价格的十分之一,也就是只有一亿两左右,虽然是一笔庞大的开销,但财政能够支持。
其实就是不能支持也得支持,储备粮一来备荒,一来备战,这都是不能讲究成本的。
但这笔支出确实太大,管理粮食又管理财政的户部官员提出过各种建议,比如由各地的仓储开办各种酒厂,用陈粮酿酒。直接开养殖场,用陈粮喂猪牛羊。还有提议让常平仓直接经营粮店,给他们特权,准许将旧粮按照新粮来卖的馊主意。
各种各样的办法,每年都会有人提议,而且很多都通过了,最后在朱敬伦这里被否决。
朱敬伦很清楚,储备就是储备,这就是一个纯粹赔钱的买卖,该投入就投入。想要投机取巧最后只会带来恶果。
最让他担心的是,光是一个储备系统,单纯的粮食管理,就出现了各种名目繁多的腐敗问题,有跟粮商勾结,用陈粮当新粮卖的,这样有三分之一的差价。有贪墨仓库维修经费的。有虚报运输费用的,将当地粮的运价报成外地粮的运价。有不动窝倒库的,不进口新粮,用陈粮当新粮,只在账面上做文章,就能腾出大笔经费来。
各种问题,每年都会查出来,每年都因此而杀人,真是带血的储备粮。
之所以如此,无非是因为利益巨大,现在都这样了,让他进入经济市场,那就更复杂,更有辗转腾挪的空间,更难监察了。而且储备库是官场,是享有特权的。一旦开始谋利,对市场的冲击是难以想象的。
而且官办产业的效率,朱敬伦没有任何信心,假如让他们开养殖场,饲养牲口赚不了钱的时候,他们又会要求允许他们经营屠宰,加工皮革,还赚不了钱,就又会说开商铺,到最后恐怕只会沦落为依靠特权炒作房地产等行业谋利了。
因为巨大的规模,政府只能任由这种产业一步步滚雪球下去,即便效率再低都不敢动。
相比每年一亿的净投入来说,朱敬伦担心让储备粮库经营产业,恐怕副作用更大。
现在可以微调一下,储备库主要是直接进口国外廉价粮食,大米是从南洋进口,小麦是从俄国和美国进口,虽说通过越来越大的船舶和铁路规模运输,极大的降低了成本,但对国内农民来说,其实相当于压低了他们产出的价格。因为大方向上来说,每年三分之一的粮食是进口的,尽管投入市场的只是陈粮,可依然让粮商有机会压低价格。
如果能将储备粮,从国外转向国内,尽管采购价格会变高。但取消了三分之一免税的粮食之后,国内粮价会上升,最终是农民和农业受益。从经济学上来讲,其实就是减少进口,保护了国内行业而已。
在战略上来讲,国内粮食自给自足十分重要,总是依赖进口,总不是办法。
至于储备系统开始以保护价收购国内粮食后,一来国内粮价升高,农民受贿,二来原本主要依赖国内粮食经营的中小粮商只能提高价格。短期内会造成进口减少,时间一长,大粮商还是会转变为过去国家粮库的角色,他们开始直接从国外进口。
造成的结果是,国家储备系统将收购目标从国外转向了国内,更加可控和安全。也更有选择空间,一旦通过这种转换,让国内粮食生产能够满足要求,粮食从国外进口可以限制,提高关税就可以了。如果不能满足,五亿担的储备粮,足够维持一年的粮食安全。有足够的缓冲时间。
另一个结果是,储备系统不再从国外直接进口粮食,采购成本会大幅度上升,这部分成本就是农民的手艺。成本会由财政支出,最终转嫁到全民头上,可以说是全民来补贴农民。
当然减少进口后,会跟国外有贸易摩擦,但跟俄国和美国的贸易摩擦就没少过,跟美国战争之后,美国人就在关税问题上不断做手脚,虽然不敢增加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,可是向特定国家减免关税还是可以的,比如他们大幅度降低了日本的生丝和茶叶关税,导致中国出口美国这两项产品剧减。俄国则是不断提高工业品关税,中国输入俄国的丝绸下降,而且还跟中国抢夺蒙古和东北市场,通过各种特权,将晋商排挤出这两个市场,也就将中国产品排挤出了这两个市场。俄国的棉布、呢绒制品,已经垄断了蒙古市场和黑龙江。
加上中国迟早要跟俄国开战,减少对俄国粮食的依赖,这是必不可少的。
对陈芝廷而言,他却可以以此为名,打出富民的旗帜,政治上收益甚大,会让他很快就站稳脚跟。
现在所缺的,就是让陈芝廷复出了。
尚书令是赫德,要让赫德让位,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即便他根基很不稳,但毕竟是尚书令,在官场上依然有错综复杂的关系,在现行制度下,动这一级别的官员,是很大的政治动作。
所以朱敬伦决定先跟赫德谈谈。
赫德十分识相,经过跟朱敬伦一番长谈之后,他明白皇帝想让他平稳辞职,他即便不同意,最后也不过是被罢免,自取其辱罢了。从陈芝廷来南京的那一刻,他就知道自己的尚书令做到头了。当时他就考虑清楚了,犯不着对抗,除了带来一些政治风波之外,任何人都不会有好处。主动退让,让他能够带着荣誉走,就是回英国也是衣锦还乡。
但赫德还是有些不舍的,他是一个贪恋权位,或者说贪恋权力的人。好在朱敬伦给他留了余地,特别任命他为中国政治总顾问,授予他可以对任何事务发表建议的权力,而且是直接传达到皇帝耳中,过程中不需要经过任何人审核。
职位上依然位比三省,继续按照尚书令的职务给他发放俸禄。
于是很快就出现了戏剧性的局面,赫德突然向皇帝提出了辞呈,理由是年纪大了,身体不好,而皇帝则再三的挽留,俩人经过一番“深谈”之后,难以拒绝皇帝礼贤下士的诚意,赫德勉强答应继续为中国政府服务,但只接受一个顾问身份,不打算继续参与政治了。
于是皆大欢喜,接着陈芝廷被紧急复任,好似是因为赫德突然离开,皇帝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一样。
陈芝廷上台后,第一时间发布了自己的执政目的,就是要富民。
不提他的施政纲领,仅仅是他本人上台,就足以得到一大批士大夫的支持。舆论上对他的支持力度超乎想像。让赫德不由得感慨,他用尽了办法,依然无法让人接受他是一个中国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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